王元林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供圖

“文物保護工作在國際合作交流當中是生動的、具體的，能夠拉近大家的距離，易于人文交往，能夠和專家、當地民眾加深友誼，進行專業技術交流，這就是文物保護工作在國際交流方面的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樸素力量。”前不久，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中外記者見面會，5位文物博物館領域黨員代表圍繞“扎根文博一線 傳承文明薪火”與中外記者見面交流。其中，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國際文物保護研究與合作中心研究員王元林分享了他多年來參與國際文物保護工作的經驗與體會，講述了中國援外文物保護工作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的重要貢獻。

在諸多赴外文物保護與研究機構中，有一支隊伍一直默默深耕并獲得世界的認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前身）派出工作隊代表中國政府，加入了柬埔寨吳哥古跡的國際保護行動中。近30年來，中國政府派出的文物保護工作者，對保護吳哥古跡所提供的援助，受到國際社會廣泛贊譽。王元林就是這支專業團隊的主要成員之一。

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樸素力量

很多人也許會疑惑，目前國內的考古及文物保護任務已如此繁重，為何我們還要到國外開展考古和文物修復工作？王元林表示，服務國家外交大局，與國際社會接軌，開展文物領域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是我們文物事業發展進步的現實需要和必然趨勢；同時，文物國際合作為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重要的文物領域智慧支持。

當前，中國文物領域的國際合作交流涉及聯合考古、歷史古跡修復、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文物修復技術、學術研究、人才培訓、博物館文物展覽、文物國際執法等多個方面，已經取得了良好的國際交流效果。

王元林舉例，就中外合作考古來說，通過實實在在的考古發掘等交流合作途徑，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學習掌握這些國家的文物古跡和文明歷史，是考古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發展的現實需要，也能夠為其他方面的合作奠定潛移默化的有利條件。如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在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大量考古研究，在文物保護國際工程中大量參與，注重國際文化交流合作。“這一點，我們長期參與赴外考古工作的一線人員感觸尤為深刻。”

“同時，了解國際學界的進展和國際上的研究系統和理論方法手段，有助于我們拓寬視野，對我們探索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借鑒作用，因此與國際接軌是學術研究的必然趨勢。”王元林認為，赴外考古是易于人文交往和民心相通的基礎內容，也是深入認識中華文明歷史特色的需要，只有了解外國文明歷史并比較研究，才能在全球視野下更深刻認識中華文明自身獨有的特色。

截至目前，中國近40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已在包括“一帶一路”沿線與周邊以及中美洲、非洲的20余個國家開展了50余項考古調查發掘和學術研究項目。“尤其是近幾年，由于尼泊爾和緬甸大地震，給世界文化遺產帶來了極端嚴重的損壞，我們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提供支持和幫助，在國際社會贏得了非常良好的反響。”王元林說。

為世界遺產保護貢獻中國智慧

當今，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需要大家共同保護，已然成為國際共識。據了解，自上世紀50年代，援助蒙古國博格達汗宮文物建筑以來，中國已經在東亞、東南亞、南亞和中亞的6個國家開展了11個大型文物保護工程項目，構建了穩定多維的政府間文化遺產保護合作網絡。

業界公認，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是有上百年的國際合作文物保護的國際舞臺。在這樣的國際平臺上，有3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隊伍同臺競技，各自采用不同的文物保護理念、方法、技術、手段，同時也有坦誠的交流合作，大家秉持客觀謹慎、精益求精的態度，致力于把吳哥文明寶貴遺產保護好。通過各方的共同努力，吳哥文化遺產成功摘掉了瀕危遺產的帽子。“我們特別欣慰！所參與的吳哥古跡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也成了國際合作文物保護的典范。”王元林感慨。

在與國際專家、國際組織的長期磨合交流當中，我國文物保護的理念、方法也獲得了國際上其他國家的理解與認可。王元林舉例，考古方面最簡單的“洛陽鏟”勘探技術，“活動面”“堆積單位”等這些具體考古發掘方法，再如可逆、可辨識、可識別、最小干預這些文物保護的原則理念，都是在與國際專家、國際組織、受援方、合作方等經過長期的碰撞交流，最終在實踐當中得到了大家的廣泛認可、歡迎甚至推崇。

結合多年參與國際合作文物保護的工作經驗，王元林總結了幾個方面的深刻體會：一方面，通過這些具體的項目開展，支持幫助在文物保護技術方面仍較為薄弱的國家，合作保護好人類共同的世界文化遺產。在這個過程中，加強了互相的了解，加深了彼此的友誼，同時能夠深化中外文明的比較研究，真正做到了互學互鑒，傳承文明，促進了人文交往和民心相通。“另一方面，通過這些具體的工作參與世界文化遺產治理能力建設當中，加強了我們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話語權，同時也積極支持了中國考古和文物保護的國際化程度。”

而令王元林體會更深的是，通過國際合作項目的執行和合作研究，我們也實實在在地開闊了視野，增長了見識，鍛煉了人才，提高了我們保護文物、研究歷史的自身能力建設和文化自信。“同時，也為‘一帶一路’建設和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行動提供了務實的國際合作支持，也能夠更好地為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我們文物領域堅定的智慧支持。”王元林補充道。

秉承“莫高精神”，

走好援外文物保護之路每一步

有一種精神，叫“莫高精神”，它已成為敦煌研究院70余年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動力源泉。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肯定敦煌莫高窟文物工作者們在極其艱苦的物質生活條件下秉持的“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擇一業，成一事，終一生，也已然成為文博領域的一座精神豐碑。

曾多年在敦煌一帶參加田野考古工作，王元林對在艱苦環境下形成和發展的“莫高精神”也深有體會。“這種行業精神，就是我們文物領域寶貴的行業風范。”王元林說，“在國際合作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過程中，面對普遍較為艱苦的環境，面對涉外項目嚴格的管理要求，面對國際專家和相關組織的專業質詢，甚至面對不同合作方和受援方不同的管理制度和不同社會風俗，這種精神和援外先烈鑄就的國際主義精神，自然就成為我們堅守初心使命、堅持完成赴外任務的精神動力，進而養成鍥而不舍、持之以恒、終身以之的良好職業品格。”

上世紀90年代，老一輩文物工作者開始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時，起步尤為艱難。當時缺水少電，更何況深埋在遺產地的部分地雷還沒有完全排除干凈，風險較大。并且，生活環境極端濕熱，他們在駐地住的是簡陋的木板房，卻克服了種種困難，出色地完成了援助柬埔寨第一期周薩神廟的修復工程，并在國際上贏得了極佳口碑，也為后續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聯系當下，王元林感嘆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同樣對援外文物保護和國際合作考古帶來的極端影響。但面對困境，新一代的文物工作者用實際行動證明這種精神與品質在不斷地傳承發揚。

2020年初，因新冠疫情暴發而困守在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古跡修繕現場的5名隊員無法回國，但他們臨危不懼，一方面保證了項目進度和質量，保障了隊伍零感染，也護衛了人員和文物安全；另一方面，他們竭盡全力，想方設法購買、寄送防疫物資，積極支持國內抗疫合作，至今還有3名隊員堅守在現場。“這些都是我們堅持發揚的‘莫高精神’在國際文物保護事業上極為生動的例證。”王元林說。

“近幾年，作為一名一線人員，我深刻地感受到文物考古和古跡保護領域越來越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高度關注，我們深受鼓舞，也深刻感受這份工作的責任重大。”王元林表示，“今后將繼續從事多年來一直堅持的東南亞考古研究工作。在工作上，積極提攜和培養青年人才，繼續做好目前所承擔的援外文物保護工程項目，繼續為人文交往和行業發展貢獻自身的專業力量，盡己所能，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