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之名著《論美國的民主》可謂是“美式民主”的出生證。而美式民主取得神話般的地位并名聞世界不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事情，是美國利用二戰機會成功上位為世界頭號經濟、軍事、科技強國的衍生品。將自己塑造為現代民主與人權教主一直是“美國夢”的一部分，而當下美國社會中因民主失序導致的政治亂象、遍布全境此起彼伏的槍聲、已超百萬的疫情亡靈，卻構成了對美式民主與人權的極大諷刺。民主制度異化為政治極化加速器，基本人權被政客掏空殆盡，民眾生活步履維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想已然夢碎。但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正是在這種情形下，美國卻明顯加快了美式民主與人權的輸出步伐。美國對自身民主與人權的迷之自信以及強行輸出的動機，需要在美國的歷史與文化中尋找。

美式民主輸出背后是文化自卑心理和文化霸權動機。《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說過：想象力和虛構，是人類文明的起點。美國在建國后短短的200余年間，就以“五月花號公約”《獨立宣言》《權利法案》《廢奴宣言》“馬丁·路德·金之夢”等歷史素材為基礎，將自己成功打造成了“天選”的民主之子、“天生”的人權衛士。當美國在戰后走到世界舞臺中央的時候，上述經典歷史素材背后代表的美國人對北美的殖民掠奪黑暗史、對原住民的屠戮滅絕暴行、對非白人族裔的隔離迫害記錄，被有意封存并遺忘了。在經濟、軍事、科技強大實力的加持下，美國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像上帝一樣擁有了對民主與人權問題的標準制定權、規則解釋權和優劣評判權。人類歷史上國家之間的競爭看似是經濟、軍事與科技的競爭，但歸根到底是文化的競爭。美國深深懂得，一個國家偉大與否最終需要以文化的持久性與影響力來證明。所以，美國一方面在國際上打壓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文化形態，另一方面意圖憑借美式民主與人權文化輸出實現對他國文化形態的吞噬和同化，建立自己的文化霸權。

自認是“天之驕子”的美國是先天缺乏反思和自省意識的國家，其變本加厲的擴張掠奪和文化強行輸出，不過是對這種先天不足與缺陷的掩蓋與矯飾。所以說，美式民主與人權的強力輸出不僅有直接的政治、經濟原因，更有深層的文化自卑心理以及伴生的文化霸權動機。急于擔當民主與人權的世界警察、教師爺和終審法官，反映的是獨居世界經濟、科技、軍事霸主地位，但又缺乏文化與歷史厚度的美國內心極度的不自信，和在世界文化星空中留下痕跡的迫切需求。在世界范圍內推行美式民主與人權，無疑是美國強化歷史與文化自覺的核心戰略，一個目的就是讓全世界為其短暫的民主與人權歷史進行文化認證。

美式民主輸出越是急切，越是反映美國的文化焦慮。世界文明的發展有賴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互學互鑒，但前提是不同文化之間要持平等包容和尊重欣賞的態度。然而，美式民主和人權的輸出卻是建立在居高臨下和排除異己的扭曲文化心態基礎之上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世界霸主地位與心態使得美國對自身日漸嚴重的民主與人權危機徹底喪失了反思能力；依附并緊跟其后亦步亦趨的那些國家的吹捧與抬轎，更使得美國徹底封閉了自身民主與人權與時俱進、超越自我繼續提升的可能性。一個現代國家利用經濟實力、軍事強權和拉幫結伙手段強行輸出其民主價值觀和人權文化，本身就是對現代性原則的嘲弄和反叛。而且，我們還發現，美式民主與人權輸出遵循“自身危機越重，輸出力度越大”的規律。美國以民主和人權的名義在世界范圍內濫施單邊制裁，輸出“顏色革命”，對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國家發動軍事干涉，舉辦所謂“民主峰會”，最近又挑起俄烏沖突，就與其國內發生政治失控、經濟嚴重危機、民生急劇惡化、抗疫徹底失敗的時間線高度一致。

在美國處心積慮打造的以自己為核心的圈子文化中，在“美國優先”的盲目執念中，在“美式主義”的迷之自信中，美國成功實現了將傳統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改造為美國文化中心主義的戰略意圖。在美國文化中心主義版圖上，既不存在東方文化，也不存在西方其他國家的文化。所以，以美式民主和人權推行的所謂“普世價值”，其實是美國價值；以美式民主和人權在世界范圍內發動戰爭、舉辦所謂全球“民主峰會”，在美國人心中實質上不過是美國國內政治的外延。正因為如此，透過美國在世界各個角落揮舞美式民主與人權大棒的頻率和力度，就可以反推美國國內民主與人權危機的嚴重程度。美國政客們在世界舞臺上推銷美式民主與人權越高調、越賣力，就越證明美國內部焦慮感飆升。

美式民主輸出的是民主悲劇、人權災難和文化沖突。人民主權本是源起于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一項原則，但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法學成功地將其置換成了選舉式民主，而又推美式民主為選舉式民主之典范。但是，在美式民主中，民主不過是通過選舉擇定“民之主”，人民在選舉過后即刻休眠，選民利益就交由所選之“主”任意操控。再加之金錢交易與政黨競爭因素的介入，美式民主選舉日益“真人秀”化和“泛娛樂”化，對美國民眾是日益口惠而實不至。政治舞臺上政客們丑態百出的纏斗，社會各領域里此起彼伏的民怨，不同階層、族群間日益上升的對立與仇視，都預示著美式民主已經成為社會分裂、政治極化、治理失效、秩序紛亂、民生困頓之源。

美式民主輸出在全球導致了太多的悲劇、災難和沖突，太多不明所以、“爭先恐后”跳入美式民主與人權陷阱之中的國家，紛紛淪為美式民主與人權的犧牲品和殉葬品。美國以推行民主的名義在全球范圍內制造的民主悲劇、人道與人權災難，構成了戰后世界民主與人權運動史的大部。而更為嚴重的是，美國以民主與人權名義有意在不同國家、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板塊間制造的分裂在持續裂變，其對人類文化與文明的傷害將持久存在。

一個國家的制度自信和文化影響力應當體現為他人發自內心的尊重和向往。而以強權脅迫、利益誘逼、圈子圍堵等方式，將自己的民主與人權模式強加于人，既根本無助于擴展自己的文化影響力，又嚴重制造文化仇恨和文化敵對。這樣的對外輸出力度越強，外部世界對其反噬力也越大。美國在世界范圍內推行美式民主與人權，最后大多都變成了美國的噩夢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美式民主與人權日益失去以往的光環，正面臨著文化進步的自然選擇。

(作者：齊延平，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隋心，系山東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