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生的道路，也許是上一個百年，中國知識分子尋找自己道路的一個縮影。“老舍會的東西很多，京戲、相聲、大鼓、快板……他的寫作更是百科全書。他們那代人，既有傳統，也有世界。古典的修養、世界的知識交匯在一起。”日前，中央文史館館員、現代著名文學家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先生在“會心讀書會”上為讀者帶來他眼中的老舍。

　　“老舍是廣大沒有話語權的舊中國貧苦大眾的代言人，他讓世界知道了中國大眾，知道了他們的苦、悲、苛求和夢想。他是大的人道主義者，善于用大手筆挖掘人性的美，用悲劇的手法揭露社會制度的丑惡和人性的劣根性。”8月8日，由會心閣和人民政協網聯合主辦，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協辦的“會心讀書會”第五講順利舉辦，舒乙先生為讀者講述了老舍的作品風格和時代命運。

　　“很遺憾，最終他仍是個悲劇，文革剛開始，僅僅一天的批斗后就自殺了。”舒乙愴然說：“由于看清文革的面目，死亡對于他來說，成為必然。老舍的骨灰并沒有保留下來，文革結束后，我們只得在骨灰盒里放上他的鋼筆、毛筆、眼鏡和他最喜愛的茉莉花。”

　　老舍的文風里既有北京人的機智、詼諧和包容，滿族人的多才多藝與禮貌，窮苦下層人的悲憫和冷眼以及時代烙下的悲涼，又有他特有的幽默。矛盾先生曾評價：“在老舍先生嬉笑唾罵的筆墨后邊，我感到了他對生活態度的嚴肅，他的正義感和溫暖的心，以及對祖國的熱愛和熱望。”

　　老舍作品的京派風格和民族特色

會心閣主人致歡迎詞

　　老舍先生是一位語言大師，他的語言通俗易懂，口語化、平民化，是白話文的標準。他是幽默大師，他的幽默是含著淚的笑，他的幽默是熱的，在嬉笑怒罵當中將現代文學引向了救國、強國的道路。“北京人并不是地理方面有什么特點，主要是語言問題。五四運動的初期是新文化運動，一開始是語言文字的運動，文言文要進行現代化，提倡白話文，后來北京話被定為中國國語的母音。老舍此時剛好走上文壇，說的、用的都是北京話，這奠定了他鮮明的京派風格。”舒乙先生講到老舍身為北京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北京話被定為白話文的標準形成了他寫作的一大特色。

　　老舍的作品成功地運用了富有生命力的北京口語詞匯，使他的語言透露著獨特的京韻，文字中生活氣息醇厚，地方風物、民情風俗真實感人。同時用地道的北京話寫北京人，本土本色，活潑有趣、質樸自然，生活氣息迎面撲來，具有獨特的魅力，透出了北京話的神韻，顯示北京話特有的活潑生命力和老舍駕御北京口語的能力。老舍先生是“京派”文學的經典代表，是北京文化精神的守望者。

　　當然，老舍先生也是說故事的能手。他的作品有古典作品的傳奇性和現代性，強調藝術性第一，成為感人的跨越時空的經典。“《茶館》剛開始演出時幕間休息太長，老舍為此寫了幾段快板，效果非常好。”舒乙先生談到滿族多才多藝的文化氛圍對老舍自身和其寫作的影響時提到《茶館》演出時的這段小插曲，“在清朝時，滿族士兵沒有仗打時都在玩兒。每一個滿族的士兵會唱戲，玩樂器，玩曲藝，養狗、養雞、烹飪、服飾、禮儀，文武雙全。老舍會的東西也很多，京戲、相聲、大鼓、快板都會，他的寫作更是百科全書。由于是滿族的后代，從小就有很濃的氛圍，使得他成為了多面手。”

　　“作家是滿族人的很少，老舍是滿族人，祖祖代代都是滿族人。老舍有一次在人大會上碰到了毛主席，聊到滿族。毛主席認為滿族是中國優秀的民族。”這番對話，對老舍有著重要的作用。老舍雖然出身滿族，但之前從不說自己是滿族人，清朝末年喪權辱國，他覺得丟人。而正是因為毛主席的這番話，他才開始正面描寫滿族人，代表作就是《正紅旗下》。舒乙先生講述了身為滿族人的老舍的復雜心緒。

　　老舍是廣大沒有話語權的舊中國貧苦大眾的代言人

讀書會上學者之間交流

　　“老舍和國統區大部分作家不同，他是唯一的窮人出身的作家。他能夠念書是宗月法師發現他，將他領進了私塾，一切費用由其負責，老舍非常偶然的機會成了學生。1913年，他報考北京師范學校，一千人中取五十個，他被錄取了。當時的師范學校全免，還發給衣服，一切設備都是西式的。”舒乙先生回顧著少年老舍的坎坷求學生涯，窮人出身的老舍在好心人的幫助和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了學業，“1918年老舍從師范學校畢業，19歲，全班第五，被分配到第十七小學，就是現在的方家胡同小學當校長。”

　　老舍是廣大沒有話語權的舊中國貧苦大眾的代言人，他讓世界知道了中國大眾，知道了他們的苦、悲、苛求和夢想。法國文學家勒·克萊齊奧（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儀式上曾說，我有一個老師，他叫老舍，是個中國人。老舍出身底層，同情同樣底層的舊藝人，彼此交往頗深。他始終自稱“寫家”，認為與打拳、賣藝、唱曲兒的一樣，沒什么崇高之處。

　　“老舍是窮人出身的知識分子，解放前的作品多寫窮人，《駱駝祥子》中的祥子是拉車的，《我這一輩子》寫的是巡警，大多寫的是下層人民的生活狀態。”老舍是大的人道主義者，善于用大手筆挖掘人性的美，用悲劇的手法揭露社會制度的丑惡和人性的劣根性。“《茶館》第一幕，太監娶媳婦，第二幕，兩個大兵娶一個媳婦，第三幕，三個老頭活著的時候，祭奠自己，撒紙錢，這些都是大手筆。”

　　文學與美術的雅事

舒乙先生為讀者朋友簽名

　　“1950年，胡絜青拜老舍為師。齊白石教畫從來不說話，就讓學生看其作畫。學畫期間，齊白石將自己近五十幅各種題材的畫當教材送給了胡絜青，卻都被老舍收藏了起來。”舒乙先生回憶了父母與齊白石老人的交往，講述作家老舍與畫家齊白石的一段雅事。

　　老舍特別喜歡齊白石的畫，經常到齊白石家看他作畫。有一次，出了四句詩讓其作畫，“手摘紅櫻拜美人”、“紅蓮禮白蓮”、“芭蕉葉卷抱秋花”、“幾束寒梅映雪紅”，齊白石回復道：“好辦，春夏秋冬嘛。”后又出了幾句，“蛙聲十里出山泉”，這幅畫作齊白石用枯墨畫了山頭，其中非常急的流水，遠處是石青點的遠山頭，水里有六只小蝌蚪，小蝌蚪的媽媽在遠遠的山頭叫，聲音傳出十里地。“凄迷燈火更宜秋”，一燈斜吹，上飄一黃葉，有秋意也，基調冷峻。舒乙先生將這六幅畫和另外兩幅捐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因在于這些畫是文學家去求的，用詩歌作為畫的主題，是文學與美術的結合。

　　“老舍出身于19世紀的末年，死于20世紀的中葉。這不是老舍一個人的特點，是那個時代那一批人的特點。在那個時代，中國出了一批歷史巨人。”舒乙先生感慨生于那個動蕩時代的人們，既是他們的不幸，又是極其幸運的一代。“在20世紀以前，中國只有傳統，沒有世界；21世紀以后，只有了世界，卻丟了傳統。只有他們那代人，既有傳統，也有世界。古典的修養，世界的知識交匯在一起，今天的人遠遠趕不上那一代人。”

　　“老舍有五年在英國，四年美國，半年新加坡，前后相隔很長，見多識廣，有獨立思考能力。”舒乙先生講到老舍近十年的國外生活使其眼界開闊，形成了獨立的思考能力。“作家的寶貴之處在于其具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不能人云亦云。”舒乙先生同時談到老舍對書畫有自己的獨道見解。

　　“舍予”式的結局

會心讀書會合影

　　老舍解放后只活了十六年，十六年創作了四十部作品，他因為自己是窮人，翻身解放很高興。“老舍1949年11月底才從美國回來，他覺得人民是真正翻身解放了。為此，他專門寫了一篇散文《我的老姐姐們》。”他在文章最后說：“她們的牙齒已脫落，衣服很破，吃喝很苦，可是在操勞之外，她們似乎看到爾后有了光明的前途，所以老有那么一點從心里發出的光亮兒。”

　　解放后，老舍放棄了自己的長項——小說，開始大量創作通俗曲藝作品——鼓詞、相聲、快板和話劇。因為曲藝可以更好地做宣傳，“曲藝是文藝戰線上的尖兵”，老舍后來被授予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他的身上有很多標簽：出身底層、少數民族、無黨派的民主人士、有帝國主義國家的生活經驗并對此“深惡痛絕”，還能講流利的英語。

　　在老舍的生命中，“北京”是他不能磨滅的文化烙印，而民間文藝在他的童年時代就走進了他的生活。他是一個帶有中國文化，特別是北京地方文化印記的知識分子。老舍有著“國家至上”與“家庭依戀”這雙重情結，關注國民生活中的道德心理走勢，關注京城下層旗人的凄苦命運，語言運用上倚重“京腔京韻”，作品多是悲劇，卻充滿優雅的幽默。

　　“老舍的眼睛既是市民的眼睛，又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眼睛，他是集傳統精神之大成的現代知識分子。”舒乙先生滿懷感慨地說。（付裕  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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