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往來：別拿習俗慣例當幌子

　　在一些腐敗案件中，很多貪官以“人情往來不算受賄”為借口，妄圖為自己的罪行開脫。

　　涉嫌受賄12.3萬元的武昌規劃土地管理局原局長楊少洲2006年10月在法庭上受審時，否認了所有對他的指控，認為別人送他錢都是正常的“人情往來”。

　　楊少洲庭上辯稱，別人送紅包財物，都是社交中的禮尚往來，他也都還過情。尤其是他小女兒結婚時，一徐姓房地產商曾送1萬元賀禮，不久徐家辦喪事，他即回送了5000元禮金，云云。

　　湖北省天門市“五毒書記”張二江，對其13項收受賄賂的指控辯解為“禮尚往來”、“有錯無罪”;還有利用工程發包而收受308萬元賄賂的“三湘”女巨貪蔣艷萍和受賄200多萬元錢物的哈爾濱市原常務副市長朱勝文等貪官，都把受賄視為“人情往來”，曲解“人情往來”的應有之義，為其貪污受賄詭辯。

　　所謂“人情往來”不過是貪官受賄的“遮羞布”罷了。正如檢方指出的那樣，給楊少洲送賀禮的那位房地產商曾托楊少洲辦過事，“賀禮”實際上是“好處費”。其他人送錢，也都是有求于他。楊少洲多次利用手中職權，為不法房地產商開綠燈，并借機收受賄賂，這遠遠超出“人情往來”的范疇。

　　實際上，“人情往來”早就成了貪官斂財的手段之一。吉林省原白山市政協副主席、白山市委統戰部部長李鐵成在擔任靖宇縣主要領導期間，大肆受賄“賣官”，據其交代，他受賄的途徑竟是“六大日子”，即自己的母親去世、自己手術住院、三個子女結婚，再加上逢年過節。在賀婚、探病、祝壽、拜年、吊唁等理由中，李鐵成受賄絕大多數是發生在“人情往來”的面紗下。

　　“錯把賄金當禮金”背后反映的是習俗慣例等對法律紀律的凌駕。袁柏順表示，公職人員若單以前者而非后者為度來衡量行為，自然從一開始就拿錯了尺子。

　　廉政周刊QQ網友一語評:

　　河北省石家莊新華區檢察院李浣:把握人情往來的度，就是彼此多在情字上做文章，少在財物上用分量。

　　湖北省老河口市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科陳凱蒂:如若你只是想行友誼之名謀一己私利，請帶著賄賂和奉承離開。

　　人情規范:應該給紅線通上“高壓電”

　　一些貪官還援引社會上存在大量不正之風為自己的腐敗行為開脫。安徽省和縣原縣委書記楊建國稱，“當前社會上普遍存在著下級給上級領導送禮的風氣”。

　　我們黨和政府對黨員領導干部收受禮品方面的規定不可謂不多，甚至還有直接對領導干部交友提出的要求。可是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的領導干部未能抵得住誘惑，甘當了“人情”的犧牲品呢?

　　袁柏順認為，作為公職人員尤其是領導干部，法律法規與黨紀政紀條規之明文規定，眾所周知，領導干部不會不、不應不知道。最初收受賄賂者大都寢食難安正可以說明這一點。

　　“中國人‘好面子’是一個重要的心理誘因。這‘面子’一方面包括自己的面子，認為別人找自己辦事證明自己有本事，別人給自己送禮就是別人尊重自己，‘把自己當回事’，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另一方面也包括別人的面子，怕駁人面子，把人際關系搞僵。”郝建臻這樣認為。

　　受訪專家均表示，對于公職人員來說，慎交友，謹處友十分重要。不管是真心承認還是矯情聲稱未能分辨禮金與賄金，將一切惡果歸因于交友不慎、處友不當，這種解釋都是站不住腳的，最終責任毫無疑問應該是公職人員的，相關行為產生在于其自身的選擇與決定。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郝建臻表示，社會中的每個人既是政治的動物，本能地會趨炎附勢、趨利避害;亦是經濟的動物，天然地進行成本與收益的計算，以求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員必須要警惕，防止在“哥們”的“情誼”中為別人實現其不法利益作無謂的背書。

　　準確把握度的主動權與責任在于公職人員自身，而公職人員能否把握好度，則不能僅限于公職人員自身。袁柏順認為，勉勵公職人員“日夜孳孳，敏行不怠”，謹守法紀之度固然重要，各方面也應該提供助力，不能讓公職人員“獨自在戰斗”。

　　“就這一方面而言，體現對腐敗行為零容忍的法律，可以畫出紅線使之不敢越雷池;透明與監督，可以讓腐敗行為不至明目張膽。”袁柏順指出，“但最重要的，是對腐敗行為不懼不偏、及時堅決、常態化的懲處，打消不法行為的僥幸心理，防止其一步步陷進深淵。”

　　專家表示，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十八大以來在腐敗懲治方面的積極進展，未嘗不是在幫助公職人員在“禮”與“賄”之間作出正確選擇，要給紅線通上紀律的“高壓電”，幫助公職人員在正常社會交往與腐敗交易關系之間劃出界線。

　　廉政周刊QQ網友一語評:

　　甘肅省山丹縣檢察院政工科副科長石文綱:在人情往來中，既要重感情、講誠信，又要嚴守原則、正義和法律底線，善于把握人情的范圍、力度、頻率和可行性，把人情盡量限定在盡心和情分的范圍內。

　　河南省義馬市檢察院杜恩:適度狠剎“人情風”，在制定相關政策制度時，要扎扎實實地做好基礎工作，最大限度地符合所追求目標的要求，減少人情的成本和操作難度。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