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禮儀、中庸——文化最后沉淀的是人

　　“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所以孔子跟我們說‘做個君子’”

　　中國文化的集體人格是“三道”，即君子之道、禮儀之道和中庸之道。“三道”構(gòu)成了一種大文化的三足鼎立，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國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國人在地球上的一個重大建樹，更是中華文化的優(yōu)勢根源。

　　孔子深諳文化之道，他知道文化要造就什么樣的人。文化不是學歷，不是概念，文化也不是文言文，不是古詩，文化最后的沉淀是人。所以孔子跟我們說，做個君子。君子是什么樣的人呢？有一個方法最簡單，把君子的對立面找出來，進行簡單對比。君子的對立面是小人：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小人的因子，每個人身上都有，君子的思維每個人身上也有，做君子不做小人，這是永恒的告誡。孔子給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都普及了這個理念。儒家設(shè)定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出發(fā)點，而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把君子作為人格理想，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國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國人，即使失敗了也希望失敗得像個君子，即使被別人說成是壞人，也不愿意被別人說成小人。中國人你只要說他是君子，哪怕他不識字他也很高興。君子無上光榮。

　　君子之道有個麻煩，就是小孩需要培養(yǎng)君子作風的時候，他們還不懂事，君子不能在他成年以后再培養(yǎng)。四歲的小孩，他還不懂得孝道的重要，但是爸爸媽媽說，你每天要給爺爺請安。久而久之變成了生活的習慣，孩子被引入了禮儀之道。我們中國的很多節(jié)慶都與禮儀之道有關(guān)，比如春節(jié)的時候我們要給誰拜年，清明節(jié)做什么，重陽節(jié)做什么，都是一系列的禮儀普及。這是一種便于固定、實行、繼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儀式。設(shè)計者們相信，只要規(guī)范在，儀式在，里邊所蘊藏著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則，文化精神只能隨風飄散。中國被稱為“禮儀之邦”，把“禮儀”當做社會模式，也使中國文化在幾千年間保持著一種可貴的端莊。

　　中庸之道的“中”是取中間值，“庸”是指取平常態(tài)，或者說尋常態(tài)。中華文明是農(nóng)耕文明，農(nóng)耕文明靠氣侯吃飯，這就意味著一切極端靠不住。農(nóng)民之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沒有極端。這個思維進入到《周易》，進入到中國傳統(tǒng)哲學，被孔子概括為中庸，認為這是最高道。中華文明不滅亡的一個最重要原因就是中庸之道，它提供了一種灰色空間，它提供了一種彈性哲學，它沒有被極端主義所沖垮，并在一次次巨大的災難中起了關(guān)鍵的緩沖、阻爆和療傷作用。

　　中國文化缺少公共意識、實證意識、有序意識

　　“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毛病。窗外的事，官員不管，知識分子也不管，這個問題誰管？”

　　“公共空間”是歐洲文化自古至今的一大亮點。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強調(diào)，上對得起社稷朝廷，下對得起家庭親情，所謂忠孝兩全。但是，有了忠、孝就“全”了嗎？在朝廷和家庭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盲區(qū)。中國文人遵守一個座右銘：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這里邊所說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間，他們不予關(guān)注。他們有時也講“天下興亡”，但主要是指朝廷興亡。他們不了解家庭和朝廷之間有遼闊的公共空間，沒有為中國文化灌輸，這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毛病。康德說，知識分子的崇高責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間運用理性”。中國知識分子不敢，膽子小，公共空間不去。要運動的時候，一定是運用情緒。其實公共空間才是最大的文化作品，最大的文化課堂，從集體人格到審美習慣，都在那里培養(yǎng)。

　　中國文化嚴重的缺乏實證意識。中國一直沒有進入一種科學普及的時代，過去中國朝廷的奏折，多數(shù)講忠和奸，很少有大臣講國庫里面銀子有多少，虧空多少，盾有多少，矛有多少，馬匹有多少，大家都不在乎數(shù)字。這種實證意識的缺乏，使中國文化長期處于只講是非、不講真假的泥潭之中。中國文化不具備發(fā)現(xiàn)虛假、抵制偽造、消除謠言的機制和程序。中國人帶著很多很多自己的謠言，走向生命的終結(jié)，但是走向生命句號的時候，耳朵里邊還裝了很多別人的謠言。這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生命力一個極大的傷害。

　　中國文化缺少有序意識的現(xiàn)象和邏輯思維比較薄弱有關(guān)。社會的一種序列與規(guī)矩產(chǎn)生以后，人們總想把它突破。人類最大的規(guī)矩就是法制，中國人在文化觀念上法制意識薄弱。拿武俠小說來說，“好漢”總是挑戰(zhàn)法律，“江湖”總要遠離法律，“良民”總在攔轎告狀，“清官”總在先斬后奏。這說明中國歷來的民間靈魂大多棲息在法制之外，或者飄零在邊緣地帶。老百姓喜歡江湖和武俠，什么是江湖？江湖就是遠離法律的地方。什么是好漢？好漢就是遠離法律的人群。江湖為什么開心？因為江湖上沒有法律。

　　西安需要超越地域

　　“西安需要更開闊，時間上更開闊，空間上更開闊。要有超越地域的大文化”

　　西安是一個現(xiàn)代化和歷史文化交合的地方。這些漢唐的古跡，給了現(xiàn)代化騰飛的一種歷史尊嚴。而現(xiàn)在的騰飛，又讓地底下的這些靈魂獲得了最好的安慰，這是一種互相交融的關(guān)系。西安既現(xiàn)代又古典，既有歷史尊嚴，又有現(xiàn)代的向往。這樣一個地方，文化上有自身的優(yōu)勢，但需要更開闊，時間上更開闊，空間上更開闊。不能只躺在歷史的厚重上，不能只看見周秦漢唐，任何祖先的光榮都要由后代創(chuàng)造給它帶來一種新的光輝，而不是把他原封不動放著。我們保存遺跡是對祖先的尊重，但是遺跡邊上，還要有真正往前走的創(chuàng)造。要面向未來，要面向當代。從陜西和西安出來的人，不要滿口都是講我們古代怎么樣，不要成為阿Q，總是說“我的祖上比你們闊多了”，祖上比我們闊的是伊拉克。空間上也是這樣，不要過多強調(diào)地方文化，不要眼睛總是盯著公元7世紀到9世紀的長安，要用更大的視野看西安。什么是大文化，大文化是超越地域的文化。中國文化不能總是局限在某一個地域里，如同孔子不是山東的一樣，漢代和唐代是陜西的也不對，是地域。要保護遺跡，但是不要有地方觀念，有地方觀念就沒有大文化了。文化不能局限，一局限就沒有大思維，要拓寬實踐思路和空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