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轉方式調結構加快“十三五”現代農業發展

　　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我國農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一是資源環境透支嚴重，發展方式須盡快轉變。二是消費結構變化，產業結構需作相應調整。三是受國際市場影響加深，支持調控政策要進一步完善。四是增長動因改變，轉型升級具備一定基礎。今后我們不能再追求“十二連增”，甚至“二十連增”了，必須加快推進農業的轉型升級。

　　為此建議：

　　科學制定“十三五”目標，確保糧食安全。預測2020年我國糧食總需求約7.2億噸，最大產能約6.5億噸。但為了給調結構、轉方式、保生態留出空間，“十三五”可將糧食年產量保持在6.1億噸水平，不足部分通過進口補充，2020年糧食（含大豆）自給率可保持在85%左右。同時，要做到“四保”：一要保三大谷物。稻米和小麥自給率要保持在95%以上，玉米自給率要保持在90%左右，確保“口糧絕對安全，谷物基本自給”。二要保生產能力。嚴格保護耕地，提升耕地質量，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提高科技創新水平。三要保產業安全。在消化目前庫存壓力的基礎上，每年新增進口糧食要控制在1100萬噸以內，2020年進口糧食總量應控制在1.1億噸左右，防止進口沖擊。四要保進口安全。適當分散進口，加快農業走出去步伐，增加“權益產能”。

　　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農業效益。一要優化種養結構，增加動物性產品供應，逐步實現糧草兼顧、農牧結合、循環發展。二要完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推動產加銷銜接、一二三產融合。三要調整農業生產力布局，推動區域布局再平衡，減少原料和產品的往返運輸，降低成本，減少碳足跡。

　　轉變發展方式，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一是推廣節約型農業技術，實現化肥、農藥使用數量零增長，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二是全面推進標準化，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三是構建新型經營體系，提高競爭力。

　　調整政策目標，完善支持調控方式。政策導向是鼓勵農民加大投入，支持方向要實現“兩個轉變”，即引導生產方式向更加節水、節肥、節藥、優質、安全、生態、高效的可持續方向轉變，引導經營方式向規模化、標準化、專業化、品牌化、組織化、信息化的現代農業方向轉變，培養農民形成“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營智慧型”生產經營方式。同時，要深化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完善市場調控體系；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為現代農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民革天津市委副主委苑春鳴：碳排放配額約束應“前置”

　　十八大報告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此外，中國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承諾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需要進行與生態文明建設相適應的變革，我國必須在碳排放總量控制方面形成實打實的宏觀政策約束和微觀運行機制。

　　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中，生態環境問題不應是經濟發展指標提出之后再考慮的問題，而是必須把它放在“前置”位置，使之成為全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目標的硬約束。為此建議，“十三五”發展規劃的制定應先行確定全國的碳排放配額總量約束指標，在此基礎上安排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項指標。必須改變以往先行確定經濟發展指標、再考慮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的做法。

　　具體建議如下：

　　一是根據“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的承諾，倒推估算出“十三五”規劃期間及各年度允許的“碳排放配額”，以此作為“十三五”規劃各項發展指標制定的前提。

　　二是以碳排放配額總量為主要指標，同時綜合考慮能耗降低指標、污染物排放總量紅線、國土資源利用紅線、重要生態功能保護區紅線、城鄉居民宜居環境質量紅線等，形成全國的“生態紅線”體系，以此作為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前置性約束，進而對經濟規模、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土地使用規模等制定中長期規劃。即使由于歷史原因及發展階段原因，短期內經濟發展目標與碳排放配額尚難以完全匹配，也應在規劃中體現逐步走向協調的趨勢，并提出相應的改善時間表。

　　三是根據倒推估算出的“十三五”規劃期間及各年度允許的“碳排放配額”，分配各省市自治區及各部門的“碳排放配額”。各省市自治區、各部門在制定“十三五”發展規劃和年度規劃中，對所涉及的經濟指標、經濟政策必須進行生態環境影響的事前評估，主動將增長率等經濟社會發展目標調整到碳排放配額以及生態紅線許可的范圍內，并在此約束下確立產業結構調整及空間布局等規劃。

　　全國政協委員、臺盟福建省委副主委駱沙鳴：將大數據產業列入國家“十三五”規劃

　　我國大數據潛在市場規模將達2萬億元，我國大力發展大數據、3D打印、物流等代表性的生產性服務業前景光明。應借助大數據對接產業生態和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互聯網發展和區域經濟轉型升級和營銷服務模式轉型為“大數據、超細分、微營銷”。目前我國數據資源儲備不足，開放流通程度較低，大數據技術水平不高，缺乏平臺的自主創新技術，大數據應用等相關法規有待進一步完善。應將大數據產業列入我國“十三五”規劃，以利加快“數據中國”建設。

　　建議如下：

　　海峽兩岸可共建良好的大數據產業生態系統。海峽兩岸應互補探索，構建以技術為支撐，數據中心和數據應用構成的產業生態。更好地發揮大數據作用，共享大數據技術進步和產業化紅利。建立大數據開放共享交易機制，同時兼顧大數據的保護與安全等問題，構筑具備核心技術主權的大數據產業鏈。更好地運用大數據驅動創新發展、科學發展與跨越發展。

　　優先將大數據與移動健康、醫療、可穿戴設備、智能交通、物聯網等聯姻。大力發展大數據信用，創建大批量、高效能、全風控、低成本的信用評價模式，有效化解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等問題。

　　加強我國大數據產業發展頂層設計和規劃。合理布局我國數據中心建設，避免盲目重復建設數據中心，使數字資源有效整合、高效利用，實現社會價值的最大化。各級政府帶頭開放數據，進行大數據合作，實現等級制數據開放共享，并注意保護特殊信息，明確數據開放共享的內容范圍和相關標準，推動各領域各行業大數據研究與利用工作。

　　在“十三五”規劃中我國工信部門尤應重視與支持數據挖掘、海量數據存儲、信息處理技術、圖像視頻智能分析等關鍵技術創新工程基礎和政策支撐，更好地吸引企業參與到大數據的應用上，為提升企業產品價值鏈和改變產品營銷模式，優化售后服務，促進消費拉動。因為運用大數據可預測消費者動向，所以應引導企業應用大數據，積極發展定制生產，為企業的精準營銷、高效營銷提供關鍵信息與決策支撐。

　　應用數據新聞更好地向世界宣傳中國夢。利用新技術手段更好地講述中國，講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現實與未來。利用數據思維可作為藝術思維的參照信息。在我國傳統藝術傳承與藝術創作中，從大數據的海量信息中可窺得社會思潮、文化基因和流行元素，幫助人們發現和使用數據，以文化創意和時代性強的藝術文化作品來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和生活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