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創新的戰略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這是黨和國家戰略思想的一個重大發展。對于各地來說，貫徹這一新思想、新精神，做好自身“十三五”規劃，關鍵是將發展的基點置于創新上，加快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那么，什么是與創新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架構？如何構建這種體制架構？

　　簡單地說，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就是最大限度地發揮民間力量、特別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促使與激勵企業家大量涌現的體制。這里所說的企業家不僅指市場競爭中已成長起來的一批叱咤風云的企業家，如阿里巴巴的馬云、美的集團的方洪波、華為總裁任正非等，也包括一大批名不見經傳但鋪天蓋地的中小企業家，特別是在創新創業中走出來的大批科技型企業家。

　　在走向創新發展中，不斷增大的企業家群體應成為這種體制的一個基本特征。這是因為，其一，從經濟運行看，唯有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才能實現有效益與高質量的增長。在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中，明確指出要以提高發展質量與效益為中心。自負盈虧的企業是實現這個發展要求的最基本的經濟主體，只有企業對自己行動的所有結果承擔責任，才能促使其作出的決策盡可能地規避風險、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如果微觀經濟主體都能做到這一點，那么，整個社會就具備了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其二，企業家在創新發展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重要，企業家群體的涌現與創新發展水平的提高成為一個硬幣的兩面。創新本質是一種企業家行為。在瞬息萬變、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現成的贏利機會越來越少，只有具有生存壓力的企業家，才更有創新的沖動而不懼創新失敗的風險，才能為生存而創新，為發展而創新，也才能通過創新捕捉與發現更多的市場機會。如果一個社會企業家隊伍人數越多，創新活動的開展就會越廣泛。在試錯轉向成功的概率一定的情況下，創新活動的規模越大，參與創新的數量越多，可能的成功數量也會越多，產業的選擇才可能減少失誤。當前，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的“雙創”就是這樣的實踐。

　　那么，如何構建一個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激勵企業家大量涌現的體制架構？對此首先要看到，我國現有的體制機制還存在諸多不適應的地方。這表現在，其一，行政門檻較高。比如，近年來，隨著我國及各省市審批制度與商事制度的大幅度改革，各地都出現了民營企業快速增長的勢頭。2015年前三季度，全國新登記市場主體1065.5萬戶，同比增長15.8%。1—6月，廣東省新登記各類市場主體67.7萬戶，增長8.9%，新登記各類企業29.11萬戶，增長26.3%。這表明，行政門檻降低、手續簡化與市場主體增加之間存在正相關性；也說明，進一步降低行政門檻可能會釋放更多的民間潛力。其二，直接融資渠道有限。創新需要提供更多的投資者與創新者之間的組合機會，直接融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國直接融資的發展并不適應創新需要。2014年，美國直接融資占比平均為89.93%，香港直接融資規模占比平均為81.51%，即使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日本與德國，其直接融資占比也都在20%-30%左右，而我國直接融資占比近年來平均僅為14.93%。其三，處理各種不確定事件的交易費用較高。為什么我國目前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都具有獨資特征？一個重要原因是，如果產權融合，容易引起糾紛，一旦出現糾紛，處理糾紛所消耗的精力與代價較大。所以，與其通過產權融合擴大發展，不如保留現狀，以免惹麻煩。顯然，交易費用較高是不利于分工深化的，如果分工深化得不到有效推進，那么，許多人發現市場并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也就大大減少了。

　　針對現有體制存在的問題，構建上述體制架構，需要從全面深化改革入手。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了“十三五”期間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領域，其中有三個方面直接與此相關。一是進一步推進行政審批與商事制度改革，以自貿區的先行先試為引領，對照TPP提出的標準，建立、完善與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相適應的商事登記、外資管理以及審批、監管、懲戒等制度與法律體系。二是進一步推進金融與資本市場改革，提高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中的比重，放寬金融市場準入，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為資本與其他資源的新組合提供更便利的環境。三是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十三五”期間，各省市將會圍繞《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結合自身實際與特點，在對國有企業分類基礎上，完善現代企業制度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通過組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與國有資本運營公司，鼓勵民營資本進入國有公司和國有資本參股、入股民營企業，使混合所有制企業獲得更大的發展。

　　作者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