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法國總統奧朗德來說，當巴黎氣候變化大會的協議落槌之際，他儼然成為2015年年底最受矚目的國家元首，他在大會的總結陳述中說，巴黎不是哥本哈根，我們即將達成的協議是世界氣候史上前所未有的歷史性協議。巴黎會議不僅掃除了哥本哈根會議帶來的悲觀氣氛，重新建立了減排的國際共識，也為“綠色發展”帶來了可能。

每次氣候變化大會如同一次超級盛會，每個國家都可以參與其中，從而體現了氣候問題的“全人類性”，形影相隨的是，近200個國家形成了各式各樣的聯盟，進行著復雜多樣的博弈。因此，這樣的超級盛會能夠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在巴黎，190多個國家的代表通過了20多頁的公約文本，為2020年后的全球氣候變化指明了方向：到本世紀末將氣溫升幅控制在2℃以內，并以1.5℃為奮斗目標；每5年對全球氣候變化進行總體盤點等。

與此同時，各方在能力建設、資金轉讓、透明度等方面也達成了共識，巴黎氣候大會帶來的決議是有執行力的，而不是“沒有牙齒的老虎”。

從哥本哈根到巴黎，人們對氣候變化的認知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中美兩大國的合作更是為全球氣候變化奠定了大國治理的基礎。雖然每個國家都有參與的資格，但是大小國家影響氣候變化的能力是不一樣的，中國和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家，中美元首在今年9月份已經發表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所以說，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在召開之前就有比較好的合作基礎。尤其是各國發表了自主貢獻的清單，涵蓋了全球95%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正因為各國有了自主貢獻的意愿和認識，巴黎才不會重蹈哥本哈根的覆轍。

氣候變化也給全球治理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如何實現真正的全球治理呢？巴黎大會的成功提供了不少可以總結的經驗。大國治理依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即便大國之間存在分歧，只要不是尖銳的對立，就可以為全球治理奠定政治基礎。雖然美國尾隨歐盟加入了“雄心聯盟”，但是這一聯盟比較基金的主張沒有撕裂大國合作的共識，最終的文本更多體現了大國治理的色彩。此外，綠色發展已經成為全球的共識，尤其是中國對環境的關注已非六年前，環境與發展之間不是對立關系，而是一體兩面，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讓更多的人過上幸福的生活，這一點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獲得了統一。

巴黎，不僅是氣候變化的轉折點，也是全球發展模式的轉折點，為了落實控溫的目標，一場涉及經濟發展、社會生活、思維方式等諸多領域的變革即將開啟，而這關系到巴黎協議能夠落實，而不僅僅是宣誓。

□孫興杰（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