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問我：80后和90后有什么區別？我是80后，而我教的學生絕大多數是90后，這個問題看上去簡單，卻三言兩語難以說清。但無論怎樣，有一個東西在這兩個引人注目并被頻繁作比較的代際之間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互聯網。

嚴格意義上講，盡管80后是如今互聯網世界里極具影響力的一代人，但他們并不是在互聯網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互聯網對他們而言，是工具，而不是環境本身。但對于90后而言，情況截然不同，對互聯網的接納和使用幾乎完整地伴隨了他們的成長歷程，構成了他們接觸外部世界的最重要的中介。就像尼爾·波茲曼說電視導致了“童年的消逝”一樣，互聯網的浸潤也令90后比他們的前人們更加早熟，同時更加坦然地適應了種種神秘事物的“祛魅”。

在做大學老師這4年里，令我感觸最深的一點就是，老師知道的未必比學生多，甚至肯定不及學生多；老師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也不再是“知識的傳授者”，因為掌握了最先進信息檢索技術的90后們，比他們的老師更善于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那么，互聯網給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帶來的這種沖擊，是不是一場“革命”呢？

這要看我們如何去界定“革命”這個概念。如果說一切革命都旨在建立一個更好、更完善的世界，那么，互聯網所推崇的思維方式，便必須要經受更為審慎的考察，才能得到“革命與否”的公正判定。不難發現，互聯網在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上逐漸超越學校和教師的傳統角色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帶來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非體系化”。也就是說，當互聯網以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將知識遍布于自身的每一個節點上的時候，它也在極大程度上打破了知識與知識間原有的關聯。

舉例來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將“知乎”視為獲取知識的一個重要途徑，但這種基于UGC邏輯的知識生產體系卻無可避免地帶來了中心和權威性的缺失問題：人們知道的東西越來越多，但這些知識似乎越來越無關緊要。誠然，人們對“知乎”的信賴，在某種程度上源于其對傳統知識生產體系與傳統知識權威的不信任，但“知乎”這種散點式的知識生產和傳播路徑，又的確不能如同書本一樣對某類現象作出系統性的闡釋。于是便出現了“冷知識”盛行的有趣現象，即人們開始將偏門的、極少被“主流”所關注的、兼具客觀與主觀色彩的信息內容，視為一種互聯網世界里的文化身份資源。可與此同時，從線上到線下，這種資源卻并不能轉化為真正意義上的指導性體系，于是知識的網絡化生產與社會生活的運行成了難以相交的平行線。

舉這么個例子，并不是要對互聯網的潛能提出懷疑，但對于“潛能”的具體效果，也要作辯證的分析。實際情況是，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僅僅將互聯網視為一種用于改進自身乃至改進社會的工具，而本末倒置地把對現實生活的邏輯的理解，完全“倒裝”入所謂的“互聯網思維”里，一種普遍性的認識論的割裂狀況就會形成。在激烈地否定傳統與權威的同時，人們最終無奈地發現自己擁有了太多彼此毫無關聯卻每一個都很迷人的碎片化的經驗，這種經驗歸根結底只有美學上的意義而已。

近些年來，對于“前互聯網時代”的文化風貌的追憶，開始以“懷舊”為名逐漸升溫。在我目前工作與生活的歐洲，傳統的生活方式——如閱讀紙質書、拒絕智能手機、手寫并郵寄書信等——則同時受到年長者與年輕人的追捧。僅從我與一些年輕人的交流之中，便可獲得一個愈發堅定的印象，那就是隨著越來越多成長于互聯網世界的年輕人離開學校走進社會，他們會多少有些失落地發現支配著現實生活的種種邏輯，依然深深根植于為互聯網文化所鄙夷的“傳統”之中。這種“傳統”有著豐富多元的面向，卻無一例外擁有與互聯網文化較為抵觸的氣質：重視文字與書寫、強調秩序與權威、主張知識的體系化與類型化。簡而言之，就是要將人的生活經驗納入一個自洽的、線性的、分層的框架里。這個框架固然不鼓勵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驟然獲得無法與其閱歷相匹配的成功，卻也在互聯網的“輔助”之下，較以往擁有了更多的民主色彩，是一種經過了互聯網思維“改造”的現實邏輯。

當然，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互聯網的文化邏輯將真的反噬現實生活，令線下的世界被線上的話語所統攝。但至少在可預見的將來，這樣的事情還不會發生。作為一個文化上的保守人士，我總固執地認為，當一種思維方式呈現出將萬事萬物肢解成原子狀態的傾向，卻并不具備將其重組為新的邏輯體系的能力時，這種思維方式也將最終毀于自身的“反邏輯”氣質。就像曾經喧囂一時的達達主義一般：若藝術被割裂成彼此毫無關聯的詞句、線條、符號，并配以不是藝術家的“藝術家”的空洞的吶喊，藝術本身也就不再是藝術，因為它注定無法履行自誕生之初便被賦予的種種使命。

所以說，互聯網思維不能變成新時代的“達達主義”，在互聯網浪潮中玩得不亦樂乎的年輕人，也不應當一味沉溺于線上世界的數字快感，進而狂歡于一種對于現實社會的虛無態度之中。反烏托邦的暗黑神話，不只發生在政治和文化兩個維度上，科技本身也是一個應當被使用者進行嚴肅考察的概念。理解這一點，在互聯網技術與所謂“互聯網思維”極大繁榮的當下，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