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京參加一個關于蘇聯戰爭文學的學術會議，這是一場老中青研究者歡聚一堂、“群賢畢至”的盛會。在交談中大家關注沒有光臨的幾位老前輩，也說到草嬰先生。了解情況的一位學者說，他年事已高，近年身體不好，大家頗為懷念。然而就在第二天，突然從電視里播出訃告：我國著名翻譯家草嬰因病逝世，享年93歲。噩耗讓人唏噓，懷念與追思油然而生。關于草嬰先生的二三事涌上心頭。

草嬰

那是改革開放不久的上世紀80年代初，草嬰先生參加一個學術會議路經長春，住在春宜賓館。幾位搞俄蘇文學的同志相約去看望他，我還沒有見過草嬰先生，便欣然前往。當時他在俄蘇文學翻譯界久負盛名。肖洛霍夫的名篇《一個人的遭遇》是他最早翻譯介紹到我國的。肖洛霍夫小說的震撼力加上草嬰先生的傳神之筆，這篇幾近家喻戶曉的小說早已使我們和草嬰先生拉近了距離。那一天草嬰先生精氣神俱佳。落座不久話題就轉到《一個人的遭遇》上。大家不由地回憶起這篇作品在我國的“遭遇”。曾幾何時它被當做修正主義作品的代表作嚴加批判。在座的幾個人紛紛說起自己的經歷。此時，儒雅的草嬰先生顯得很激動，他從座位上站起來，笑著說：“那我就對不起大家啦，不過我的遭遇是首當其沖。‘文革’期間，在上海的最繁華的淮海路貼了大字報，那是嚇死人的標語———‘三夫一草都是修正主義！’把我和赫魯曉夫、肖洛霍夫、索科洛夫（《一個人的遭遇》里的主人公）并列，誠惶誠恐。”他和大家都不由得笑了起來。記得有人問了他被批斗的情景，他一笑了之。

當時我挨著草嬰先生坐。因為是初次見面，我先簡單地做了自我介紹。這時他居然脫口說：“你在翻譯蘇聯科幻小說吧？”對于他的了解，我頗感吃驚。我接著講了一下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當時在高校對于科幻作品不被重視，甚至被看成旁門左道。在金濤同志（他當時在光明日報社工作）的倡議下，得到著名翻譯家韓志潔教授等諸位的大力支持，1980年在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我國第一本蘇聯科幻小說選《在我消失掉的世界里》。雖然反響很好，但是，我聽到的是“這些東西怎么算成果呀？”（意思是在提職時沒什么用呀。）當時還是講師的我頗感不安。記得草嬰先生談及這本選集后說：“蘇聯優秀科幻值得介紹、研究，做下去，你還可以抓其他的東西嘛。”在這之前，1979年在哈爾濱召開的首屆蘇聯當代文學研討會上，戈寶權先生也是這么鼓勵我的。我深深感到這都是有遠見的長者的金玉良言，心存感激，為此始終記在心間。接著又和幾位同仁完成了蘇聯科幻大師別里亞耶夫的科幻作品的全譯。想想迄今出版的150萬字左右的俄蘇文學作品譯文，有一半是科幻作品和科幻研究文字，說這些也與草嬰先生當年的鼓勵分不開，這是發自肺腑的。

接著談到了世界文豪托爾斯泰。草嬰先生公開了自己要把托翁全集全部譯出的計劃，大家都以敬仰的目光注視著他。托爾斯泰在世界文壇處于高山仰止的地位，他的作品具有廣泛的世界影響，在我國很多譯作從民國時期就不斷出版，依靠個人之力完成這一壯舉，不啻登一次學術的珠穆朗瑪。從那以后我一直關注著這一偉業的進展。記得從這次會面以后，我們曾經多次書信往來，向草嬰先生請教的問題總是會得到熱心的回答，其中也有先生通報他的托翁全集翻譯的進展情況。（可惜這些信件裝在一個紙箱當中，與很多書籍雜志存在屋里，妻子怪我霸占居住空間，讓我把幾個箱子挪到走廊，我當然無理，于是照辦。結果被拾荒者掏空，過好多天才發現，不知這些東西是否落在有心人手中？）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陸續接到先生饋贈的簽名譯作，《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等，當時我正在給本科生講外國文學課，他的譯本進入了課堂，幫助我們的教學進一步提高。誠如所知，嘔心瀝血20年，這一工程在10年之前畫上了圓滿的句號，他實現了自己的愿景。我有時翻開草嬰先生送給我旳譯作，感受到的不僅是托翁作品的魅力，還有譯者的強韌精神。閱讀本身就是多重的接受。記得他在翻譯《托爾斯泰小說全集》時說過：“我要努力在讀者與托爾斯泰之間架一座橋，并且把這座橋造得平坦、寬闊，讓人輕松走來，不覺得累。”他用整整20年的心血，憑借堅定的信念和驚人的毅力，架起了這座通向托翁、通向俄羅斯人民心靈、中俄文化交流之橋。從學術角度我們可以見仁見智來評論譯作，但是這種精神已經鐫刻在讀者心頭。對于草嬰先生的成就評論者多矣，我國外國文學界老朋友、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俄國高爾基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漢學家李福清說：“一個人能把托爾斯泰小說全部翻譯過來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嬰了。”此言信矣。在浮躁的社會里也有人認為這是傻事。這話的急功近利不必贅言。我想到世界上很多紀念碑，當人們仰望它的時刻，它無言地給你注入心田的是正能量。人的偉大在于有追求，有理想。我想草嬰先生的“傻事”的意義即在于此。

草嬰先生也是一位坦誠的長者。從那次長春見面后又有了書信往來，我們之間的交往更密切了。我總覺得是單方的受益者，在書信里誠懇地問他，我希望幫他做一點什么。他知道我在長白山區有很多朋友，對于東北林區的事也還了解得多些，在一封信里告訴我可以幫他買點人參。改革開放不久物流還差得很，那時的土特產品往往都要到當地購買才行。這對于我來說是舉手之勞，我托在長白山人參最好的產地的朋友很快辦好。當然，買的是鮮參，不能馬上郵寄，要刷洗晾干，我和妻子做些勞作也樂在其中。（副產品是洗參的水對于皮膚有極好的保養作用，這是未曾想到的。）我和草嬰先生商定：參價實報實銷。但是每次他都要多寄一些。每年春節前他還寄來一盒“大白兔”奶糖，這在當時是很珍貴的禮品，尤其對于我的孩子，他們大了時，還驕傲地說是草嬰爺爺給他們的“大白兔”。至今還保留一個“大白兔”鐵盒，作為永久的紀念。這事做過幾次，物流改變了，就沒有實際意義了。

我想，懷念逝去的師長應該驅趕悲傷，讓人類最美好的東西成為永駐心間的陽光。草嬰先生在天之靈會同意我的話的。

（作者系東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