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市化在普適意義上的三大元素：謀求城市發展的“動力”，堅守城市發展的“質量”，維系城市發展的“公平”

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斯蒂格列茨認為，21世紀影響人類的兩件大事，一是美國的高科技，一是中國的城市化。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新常態下如何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等世界難題，其基本出路的重大選項之一，就在于中國的新型城市化。難怪有人直言：城市的成功，就是國家的成功。

牛文元

工業革命以來200多年的世界發展歷程，主要靠兩個車輪的共同推進，一個是積極推進工業化，另一個是積極推進城市化，此二者像雙子星座一般，互相促進，互為支撐。工業化的整個歷程，既顯示出人創造財富的有效性，也揭示了人對自然的掠奪性。世界自然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從全球范圍來看，人類的“生態足跡”已經超出了全球承載力的20%，人類在加速耗竭自然資源的存量。傳統工業化高歌猛進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環境污染和深度的生態退化，這種“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已逐漸被人們所認識并加以擯棄，代之而起的是目前所提倡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車輪正從傳統工業化轉變成新型工業化，那么另一個車輪也必須從傳統的城市化轉變成為“新型城市化”，唯此才能擔當起21世紀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為了達成上述“兩大車輪”的共軛對稱，中國的“新型城市化”必然應運而生。

中國的發展階段目前正好對應著“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關系的瓶頸約束期，表現為“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效率與公平需要調整和重建”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關鍵發展階段，中央不失時機地把握戰略機遇，總結歷史規律，提取理論精華、部署具體任務，顯示出改革開放在新時期的拓展與深化。

近日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全面剖析了當前我國城市發展所處階段、成功實踐、面臨問題和應對方略，抓住了城市化是打造先進生產力平臺、破解發展難題、進一步提升全球競爭力這個核心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一系列主要矛盾，提出來一整套解決難題的組合拳，在統籌上下功夫，在理論上求創新，在戰略上謀突破，著力提高我國城市發展的持續性、宜居性，從而凝練出新型城市化在普適意義上的三大元素：謀求城市發展的“動力”，堅守城市發展的“質量”，維系城市發展的“公平”。

什么是城市發展的“動力”？有效推進生產力發展的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是城市化發展的基礎動力。當前的大眾創新、萬眾創業，以及智慧城市、“互聯網+”、生物醫學產業、生產性服務業等，正在形成城市新一輪發展的推動者。

什么是城市發展的“質量”？城市發展不能以資源、環境、生態等自然資本的過度消耗為代價，不能以犧牲城市安全和人的幸福為代價，也不能僅僅以數量、規模、速度作為業績的度量，而應是以建設綠色城市、宜居城市、海綿城市、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城市，以提升整體生活質量和社會道德水平為標志的城市內涵式表征。

什么是城市發展的“公平”？實現城鄉一體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無差別國民待遇，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社會成員，讓人人在機會面前獲得平等參與的權利，真正達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我們從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凝練出的這三大元素，在整體上顯示出我國新時期城市化戰略所包含的“六個堅持”：堅持在區域一體、城鄉一體基礎上的創新發展、包容發展、可持續發展，以充分獲取改革紅利、開放紅利和制度紅利；堅持在信息時代下實現城市的智慧生產、智慧流通、智慧消費、智慧管理與智慧服務；堅持實現城市與農村的共同發展，統籌城鄉“人口、土地、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的全面協調，將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有機融合，橫斷一、二、三產業的界限，充分顯示協調發展的強大生命力；堅持推行城鄉之間、城際之間、區域之間、社區之間的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達到減緩與解消社會的二元結構；堅持城市容量、城市效率、城市環境與城市燈塔效應、溢出效應、生態效應的交集最大化，有效解決城市病；堅持城市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的全面建設，完整體現現代城鎮“理性、有序、效能、簡約、安全、環保、幸福”的內在精神。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強調，城市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同時指出，城市是我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把握發展規律，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發揮這一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有效化解各種“城市病”。我們堅信，在新形勢下把握發展規律，堅持戰略方向，抓住關鍵環節，突破工作重點，中國的城市化必然能走出一條世人矚目的康莊大道。

（作者系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世界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