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解決突發疾病現場第一目擊者“不敢救、不會救”的社會難題，深圳擬規定善意無償的緊急救護造成損害可以免責，并強制公安、學校、公園、交通站點等重點單位場所培訓救護員的比例。目前，由深圳市衛計委起草的《深圳經濟特區院前醫療急救條例》(下稱《急救條例》)正在當地法制辦官網公開對外征求意見。（1月11日《南方都市報》）

“無償緊急救護將可免責”，這一概括式、兜底性的法律表述，被媒體生動地稱為是深圳版 “好人法”。通過事前豁免司法責任，鼓勵陌生人在危急情境下，對受傷者采取緊急救助——這套邏輯之中，法律對社會道德生活的調適功能，又一次得到了確認與重申！那么，當清晰厘定權責關系、徹底排解后顧之憂之后，我們會否變得更有勇氣，在關鍵時候“該出手時就出手”？確知的是，所謂“好人”，從來都需要被發現、被鼓勵，立法指向的調整，顯然至關重要。

在現有法律體系內，救人者并不擁有預設的“豁免權”。其出現失誤后是否要擔責，一則取決于被救者及其家屬是否興訴索賠，再者則取決于司法機關依據具體情境、具體證據作出的判決。在這一模式下，救人者極可能被卷入無休無止的官司風波，甚至于最終還會損失掉一大筆民事賠償。鑒于此，許多人為了避免“麻煩”，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于視而不見、見死不救了。一直以來，“救人者”天然的道德優勢，遠未轉化為必要的法律保護，這無疑是不合理的。

立法層面，對“好人”的事先保護不力，不僅助漲了撒潑耍賴以及無端濫訴之風，也使得明哲保身的犬儒哲學成為一種流行的道德風氣……為此求解，深圳版的“好人法”，自一開始就被寄予了厚望。其中，“無償緊急救護免責”的規定，跳開了具體場景、具體人或事的限制，以“無一例外”的普遍適用性，宣示了一種具備絕對效力的“免責權”。倘若該規定能最終施行，勢必會極大喚起人心善意，激發民眾扶危濟困的熱情。

包括鼓勵“緊急施救”在內，法律對公民行為和道德生活的指引，實則一個穩步的、遞進的過程。規定“緊急救護免責”只是前提性的第一步，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嘗試規定“見死不救者將追責”——這兩個方向的立法努力，本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然而，不得不說的是，就“法律改造人心”而言，深圳版的“好人法”未免有些力有不逮：其終究只是市衛計委所擬定的《急救條例》而已，具有鮮明的業務專屬性，且法律位階太低，司法實踐中注定會遭遇尷尬。

地方充分運用自身的立法權限，先行先試試水“好人法”固然值得肯定。可是需要明確，“救人者免責”的之類的規定，因其限制了被救一方的索賠權、訴訟權，顯然已經涉及到對公民權利的“重置”。茲事體大，定然離不開上位法的支持，也少不了上級機關的配合。而事實上，為了更好地激勵好人為善，也的確需要整個立法體系協調聯動起來了！（然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