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打造中國經濟新動能

從今年1月1日起，重新修訂的《中央定價目錄》正式實施，其最大變化是政府定價項目砍掉八成左右。

“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說，這一改革規范了政府定價行為，將政府定價權“曬”在了陽光下。

價格改革破冰，就是要矯正政府“有形之手”的錯位，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簡政放權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轉變政府職能的“當頭炮”。這是基于歷史的啟示，特別是我國30多年來改革開放內在成功邏輯的啟示。

經濟發展史表明，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干預過多、管得過死，就會抑制經濟發展活力。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取得的成就，正是不斷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干預、逐步提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的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王小廣認為，當前我國正進入必須依靠質量效益提升、創新驅動才能保持健康發展的新階段，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通過深化政府的行政改革和宏觀調控創新，為市場和企業的發展創造公平穩定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使巨大的發展潛力不斷釋放。

三年來，簡政放權系列舉措穩步推出。國務院相繼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本屆政府承諾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審批事項的目標提前兩年多完成。投資核準事項中央層面減少76%，境外投資項目核準除特殊情況外全部取消。資質資格許可認定和評比達標表彰事項大幅減少。特別是工商登記實行“先照后證”，前置審批事項85%改為后置審批。

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我國不搞強刺激，而是抓住了政府和市場關系沒有理順的“病根”，用改革的辦法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激發經濟的內生動力。

2015年，全國新登記企業443.9萬戶，同比增長21.6%，平均每天新登記企業1.2萬戶，創歷史新高，創業創新蔚然成風。與此同時，商事制度改革通過為商事主體準入“減負”、為創業者“松綁”，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成為經濟運行的“穩定器”。

“三年來，國家始終堅持和積極推進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將宏觀調控與深化改革結合起來，以激發活力增強創新動力。”王小廣說，未來要進一步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最大化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加快消除市場準入限制，繼續創新宏觀調控的思路和方式。

在改革發展的道路上，簡政放權肩負重任。將改革推向縱深，就要堅決把該“放”的徹底放開、該“減”的徹底減掉、該“清”的徹底清除，用政府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

以改革促開放，助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這是來自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的最新成績單：截至2015年11月底，跨境電子商務交易規模從2014年不足2000萬美元快速增至30.4億美元；新建的各類跨境電子商務園區12個，引進企業330家。

跨境電子商務被認為是提振外貿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借鑒杭州經驗基礎上，國務院近日批復在天津市等12個城市設立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為推動全國跨境電子商務發展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

“積極穩妥擴大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點，是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等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商務部部長助理張驥說，這既可吸引大中小企業聚集，促進新業態成長，又能便利有效監管，推動創業創新，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

用改革促開放，以開放促改革。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擴圍，是我國簡政放權改革促進開放發展的最新注腳。

開放是國家繁榮的必由之路。近年來，世界經濟處于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深度調整期，我國國內則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別是隨著國際經貿格局調整和國內資源要素條件變化，我國傳統外貿競爭優勢弱化。

面對復雜嚴峻形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通過簡政放權改革，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培育和擴大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

在貿易便利化方面，我國出臺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舉措——

從《關于支持外貿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到《關于加快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的若干意見》，從《關于促進進出口穩定增長的若干意見》到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各項政策正在促外貿“優進優出”，打造外貿競爭新優勢。

在投資便利化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繼出臺，對外開放新體制構建初具模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已公布，隨之取消外資三法確立的逐案審批制管理體制，探索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大幅減少限制性措施；2018年起，中國將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

從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到建立“負面清單”，簡政放權向縱深推進，為中國融入全球、開放發展帶來勃勃生機。

一方面，我國繼續保持第一貿易大國地位，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穩中有升。“十二五”前四年，我國貨物貿易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同期4.2個百分點。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跨境電子商務增速超過30%。另一方面，2014年我國利用外資躍居世界第一，2015年利用外資穩中有升，同時外資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服務業占比超過60%。

然而，國際金融危機的后續沖擊仍將發酵演進，我國重塑外貿競爭優勢、開拓對外開放新局面絕非易事。

“要打造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新優勢，需要有體制的保障，需要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說，要完善雙向投資布局，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協調發展。

在引進來方面，要全面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促進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公平競爭；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完善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在走出去方面，要完善境外投資管理，健全對外投資促進政策和服務體系，提高對外投資便利化水平。

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日前撰文指出，要通過與開放型經濟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優化職能，促進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順暢流動、高效配置，在更深層次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新起點，新征程。以開放倒逼改革，簡政放權將助力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構建，促使我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中實現可持續發展。

“放管服”三管齊下，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

10多個工作部門，80多個環節，300多個工作日……以往，在北京辦理建設投資項目審批，不僅需要各部門“分頭跑”，各部門互為前置還有可能“反復去”。如今，審批環節減少到50多個，各事項辦理集中在一個大廳，審批時限平均壓縮到109個工作日……

“投資項目審批實現了從‘跑斷腿’到‘一站式’的轉變，源于北京市投資審批制度改革的扎實推進。”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徐熙說，尤其是2015年北京市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正式運行以來，投資項目審批實現了線上線下的“齊頭并進”。

簡政不是減政，放權不是放任。北京市的探索，闡釋了簡政放權的全貌：在“放”的同時，深入推進監管方式創新，著力優化政府服務，做到“放、管、服”三管齊下。

政府通過簡政放權，實際上是強化了其服務職能，突出其“公共”角色，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三年來，簡政放權改革從重數量向提高含金量轉變，從“給群眾端菜”向“讓群眾點菜”轉變；更加注重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創新市場監管方式；力求建立健全全國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換平臺，建設企業信用信息公示“全國一張網”，實行綜合監管，探索“智能”監管。

“在放活微觀市場主體的同時，堅持寬進與嚴管相結合，以企業信用監管為核心，初步建立了企業信用約束機制。”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說，未來要進一步完善事中事后監管機制，強化消費維權，加大市場監管執法力度，為經濟發展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

三年來，我國著力劃定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的權責邊界：以權力清單明確政府能做什么，“法無授權不可為”；以責任清單明確政府該怎么管市場，“法定職責必須為”；以負面清單明確對企業的約束有哪些，“法無禁止即可為”。

從破除審批“當關”到打破證明“圍城”，從減少公章“旅行”到消減公文“長征”，簡政放權的足跡由點成線，“三張清單”不僅厘清了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更成為政府治理的基本遵循。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簡政放權有沒有效果，不能只看數字上取消下放了多少，關鍵要看群眾和企業辦起事來是不是程序更明白、手續更簡單、溝通更順暢。

群眾的“獲得感”，正是來自于政府治理的改善。

“通過簡政放權，政府減少了對經濟領域的微觀干預，把精力更多放在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搞好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說。

政府有所不為方能更好有所為，這或許是簡政放權改革帶來的最重要啟示。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15－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特別是明確了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行“三張清單”、加強市場監管、優化公共服務等政府依法履職的具體舉措。

未來，進一步推進政府將不該管的事交出，集中力量把該管的事管好、該服務的服務到位，將會更有效推進政府的治理創新，讓市場“無形之手”更好地施展，更好地遂民意、促發展、利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