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的轉變和常識的普及使得輿論的壓力在減退，頂層認同與地方推動使得中國式的“認罪協商”前景更為廣闊。若“認罪協商”最大限度關照了中國現實，亦尊重了程序公正，它叫不叫“交易”其實并不重要。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本月14日發布，該院正在探索在辦理符合刑事速裁程序的案件中推行“認罪協商”機制。據稱，這在北京檢察系統尚屬首次。一個多月前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也傳出消息，中央政法委將會同政法各單位，在借鑒訴辯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基礎上，抓緊研究提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方案，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后，選擇有條件的地方開展試點。

“認罪協商”也好，“認罪認罰從寬”也罷，都不難窺見“訴辯交易”的影子。這樣的制度實踐其實并非新鮮事。近年來，它還以“輕案認罪協商程序”等面目反復出現過。值得關注的是，這些改革舉措的稱謂，似乎都在有意回避“訴辯交易”的說法。“借鑒訴辯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能得到司法高層認可，看似波瀾不驚，背后卻是理念交鋒的波濤洶涌。

其實早在14年前，內地就有了訴辯交易的司法實踐。2002年4月，“孟廣虎故意傷害案”在牡丹江鐵路運輸法院審結。其時，公訴機關提出：只要被告人認罪，并自愿承擔民事責任，控方同意建議法院對被告人適用緩刑從輕處罰。最后法院采納了控辯雙方的“交易”結果，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孟廣虎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正是這宗案件讓“訴辯交易”從經院學界的案頭開始走向普羅大眾的視野，點贊或吐槽也撲面而來。其時，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異議就是：司法公正怎么可以拿來交易？量刑成為買賣簡直就是司法的污辱！也因此，訴辯交易及其變種很快就被叫停。直至今日，以“借鑒訴辯交易等制度合理元素”而推出的類似舉措，仍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著“交易”一詞。

當然，訴辯交易在其“原產地”美國的發展也非一帆風順。上世紀30年代，訴辯交易剛出現在美國時，就一直是以“地下交易”的面貌在潛滋暗長的。直至1970年，在“布蘭迪訴美國案”一案中才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認可。1974年4月，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刑事訴訟規則》對訴辯交易的一般原則以及公布、接受、駁回等一系列程序作了明確而又詳盡的規定，從而以立法的形式確立了這一制度的法律地位。

要問訴辯交易在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地位如何，不妨看看美國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沃倫·厄爾·伯格怎么說。1970年，沃倫大法官在美國法曹協會（ABA）的年會演說中透露，美國現行的刑事司法體系“是基于百分之九十的被告會同意接受訴辯交易，只留下百分之十左右的案件進入審判”為前提。因此，即使稍微降低訴辯交易的比例，也會造成司法體系的巨大沖擊——訴辯交易的比例如果降為百分之八十，就必須要投入兩倍以上的司法資源（包括法官、書記官、法院行政工作人員、法庭、檢察官、律師等），才能有效處理。

司法效率其實是個全球性問題。對于中國的司法機關來說，訴辯交易的地方實踐始終暗流涌動。這源于社會轉型期犯罪數字的持續攀升，相比之下，司法資源顯得越來越捉襟見肘。過往的頂層設計在響應民意上，難免厚此（遏制腐敗）薄彼（通過疏訟化解案多人少）。不過這種脫節到了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中，已有了相當程度的改善。比如推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就是來自司法改革的頂層設計。

作為主要疏訟渠道的“認罪協商”（或訴辯交易）第一次有了上下聯動的可能。理念的轉變和常識的普及使得輿論的壓力在減退，頂層認同與地方推動使得中國式的“認罪協商”前景更為廣闊。效率和公正對于司法來說，二者都不可或缺。若“認罪協商”最大限度關照了中國現實，亦尊重了程序公正，它叫不叫“交易”其實并不重要。

□王琳（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