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律師調查取證需被同意規定

施杰表示，中國律師調查取證需要經過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的同意，但不具有強制性，對證人又不能給予保護，被調查對象對律師的調查取證不能理解、不予配合是常態，律師調查取證經常費盡周折而效果不佳。

“律師本身沒有強制性權力，不能強制證人配合，因此法律規定需證人同意原本沒有實際意義。”

同時，在中國律師行使調查取證權風險大、收益小，特別是在強力詢問甚至威脅利誘下，很可能將全部風險和責任推給律師，使律師背負妨害作證的風險。

施杰認為，根據刑訴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因此對證人來說，無論面對的是辦案機關還是辯護律師，只要符合作證的條件，都應該有作證的義務。

取消律師向檢察院申請調查取證的規定

“檢察機關作為控訴機關與辯護人有著對立的利益追求，兩者容易發生激烈的對抗。讓辯護律師向檢察院申請調查取證本身不符合訴訟規律。”

施杰稱，辯護律師申請檢察院、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時，面對檢察院、法院的不作為而無能為力。檢察機關履行控訴職能，難以堅持客觀中立的立場，在訴訟中往往對無罪和罪輕證據不積極追求。法院雖是中立的審判者，但實際中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配合多、制約少，往往也不愿意收集、調取證據。

“因此，實務中辯護律師申請檢察院、法院調取證據，檢察院、法院往往會以各種借口拒不配合，或者直接以‘認為沒有必要’答復。當貽誤了最佳取證時間，導致出現證據已經滅失或者難以取得的后果時，卻不承擔相關法律后果。”

同時，施杰還建議取消律師向被害人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調查取證需要經檢察院、法院許可的規定，因為律師向被害人的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調查取證，并不影響其他合法權益。

法院拒絕律師調查取證申請形式應明確規定

“現行規定過于籠統，法院的自由裁量權完全不受限制，任何情形都可以用‘沒有必要’為托詞。”施杰建議，應規定除以下情形外，法院都應當決定調取：眾所周知的事實；與案件沒有任何關系，對證明案件事實不起任何作用的事實；對案件最終處理結果沒有任何影響的事實；因客觀原因確實沒有辦法收集；辦案機關已經收集調取過證據。

此外，施杰還建議對法院拒絕律師調查取證的，賦予律師救濟渠道，建議法律規定法院對律師的調查取證申請應當作出裁定，該裁定可以申訴或者提出復議。

據悉，2016年，中央政法委將會同政法各單位，抓緊研究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施杰希望該意見能充分吸收保障律師調查取證權方面的建議，最大限度地守護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