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地校園暴力事件頻發。全國人大代表、東南大學黨委書記易紅認為，立法、懲戒機制和教育機制的缺失，使得國內校園暴力長期以來停留在道德層次，沒有上升為法律議題。“校園暴力”干預機制的滯后和犯罪成本低，讓其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易紅代表建議，對校園侵害情節惡劣者依法判處嚴刑，對于輕微的違法犯罪行為，法律也要做出更細化的規定，便于各地司法機關在懲治該類行為時有統一標準；適當提前刑事責任年齡。

今年初，廣州番禺11歲女童盈盈失聯案偵破，殺害女童的嫌犯韋某（19歲，廣西人）已被警方抓獲。經警方核查，韋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鄉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時年齡未滿14周歲依法不負刑事責任；2011年，其在家鄉又因持刀傷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韋某減刑釋放后來到廣州市番禺區，2016年1月18日殺害盈盈。

中國在1979年頒布的首部刑法中規定14周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迄今該規定已經沿用了37年，其合理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根據法律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罪……應當負刑事責任。”法律之所以做出如此規定，或許出于未成年人特殊的心理、生理狀況，以及其主觀認知不成熟，以此來保護未成年人。但法律規定雖具有良好的初衷和目的，但卻在現實操作中，遭受了質疑和詬病。

就拿殺害11歲女童盈盈的嫌犯韋某來說，他之所以在短短五年間，連續犯下三樁傷人案，不能不說他很好地利用了這一“護身符”。正是這一“刑責年齡”讓他有恃無恐，從初犯變成慣犯，終成殺人狂徒。不能否認，當初法律確定的“刑責年齡”有諸多合理因素，如社會環境單一，青少年受到不良影響的機會不多；社會治安較好，青少年犯罪率不高，尤其是惡性案件極少；青少年普遍比較單純善良；生活條件不是很好，青少年的身心發育較遲等等。但時移世易，隨著社會的發展，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疊加，14周歲以下不承擔刑事責任的規定理應成為過去時了。

在很多暴力性案件中，我們常常看到行為人都未滿14周歲，如果總是因為年齡小而不追究刑責，無疑就是對這些未成年人的放縱。更何況，是否承擔刑事責任，不能總是以年齡作為衡量標準，還應該參考作案的方式、惡劣程度等等，以此來判定未成年人的認知是否達到承擔刑責的情形。

國際慣例而言，亦沒有對青少年霸凌網開一面。英國刑事責任年齡最低可以到10周歲，該國司法部認為，10歲的兒童已經完全有能力區分淘氣行為和犯罪。在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之后，各州普遍降低了“刑責年齡”，甚至法庭上出現過10歲的少年犯。即使我們不能生搬硬套國外成熟的司法經驗，但根據國內社會發展和青少年身心發展變化的時代特點，與時俱進，適時調整最低“刑責年齡”則是很有必要的。

來自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資料顯示，青少年犯罪占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70%以上，其中14歲至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到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但從處理結果看，最低法定年齡恰恰成了很多施暴少年的“護身符”，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免于刑責。刑事責任年齡認定與其說是一個法律問題，不如說是一個技術問題。對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妨從犯罪細節及證據入手，通過縝密的分析和論證，來推斷犯罪嫌疑人是否應承擔相應刑責，而不能僅以年齡判定罪與非罪。

隨著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頻發與升級，如何處置未滿14周歲的犯罪少年，應該重新探討和加以考量。法律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應該不斷完善和更新，并保持新陳代謝的機能。就現實而言，應盡快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適時調整刑事責任年齡，這是一個寬嚴并濟的系統工程，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設計，才能補上“低齡犯重罪”的這塊司法短板。（吳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