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我國法律對于性騷擾定義非常含糊，也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才會導致目前黃段子滿天飛，性騷擾行為有恃無恐。

3月23日，《中國婦女報》發表了一篇關于性騷擾的文章，提及國際上關于性暴力和性騷擾的相關規定，其中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聯合國關于性騷擾的界定，另一個是關于美國加州大學對性騷擾的規定。

如果仔細看聯合國的定義以及加州大學的規定，大約中國絕大多數男性都要倒抽一口涼氣。將規定中提及的強奸或性攻擊、不受歡迎的故意接觸、倚靠、擠路、夾靠等行為視為性騷擾，人們還是能夠認同。但更多的行為——例如，生活中滿天飛的黃段子，以及領導拍下屬肩膀等行為，都被列入性騷擾的門類，這些恐怕是直男癌的世界完全不能認同的部分。

就說剛剛過去的女生節橫幅事件，以及去年底紛紛擾擾的華中科技大學潑水門事件，有人對此提出了質疑。可令人頗感意外的是，無論是事件的當事人還是外界一些評論聲音，卻以文化和傳統為理由，振振有詞地抵制批評，捍衛自認為并無任何惡意的行為，完全不認可這樣是性騷擾的指控。

在判定性騷擾行為確實無明確依據的情況下，一切針對性騷擾指控的辯駁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只要基本上能夠自圓其說，不僅大多數男士們會表示認同，即便是女性群體也似乎并不那么反對。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站出來挑戰性騷擾的人，反而變成了另類，似乎是一群不解風情、情商低、不合群的人。

出現這樣的沖突情景，在于沖突雙方所占據的出發點不同。一方尊重女性，并以此為基準試圖挑戰男權文化。（這部分人可能已經接受了國際上通行的性騷擾概念，也可能是無意識的，但不管怎樣，他們都足夠尊重女性。）另一方則還沉浸在男權世界里，不僅習慣于通常的行為模式，也極度反感對這一行為模式的挑戰。

其實，聯合國的定義還不夠細致，但即便這樣，僅僅粗淺對照，已經不難發現，現實中我們某些還在討論是否構成性騷擾的事件，就是明白無誤的性騷擾。許多人可能會委屈地說，如果連這些話都不能說，這些行為都不讓做，那還讓我們怎么說話寫作呢？這句話，倒是道出了性騷擾流行的基礎，正是因為我國法律對于性騷擾定義非常含糊，也缺乏有效的制約手段，才會導致目前各種性騷擾行為有恃無恐。

從國外的實踐來看，性騷擾也曾橫行一時，社會對此行為同樣也曾視作常態。正是在女性主義活動家的努力下，關于性騷擾的法律和規定日益明確之后，對性騷擾的確定和處罰都有了相應的依據，人們的行為模式才開始發生根本改變。過去常見的性騷擾變成違法和違紀的行為，性騷擾變成了邊緣；而挑戰性騷擾的人群則不再是“異類”而是勇士。

事實上，正是因為當下的法律實踐中對于性騷擾規定過于模糊，難以操作，才讓性騷擾行為在我們周圍還大面積存在，讓將受害者變成異類，讓直男癌們性騷擾的行為有恃無恐。就此看來，總結性騷擾爭議的最終途徑，還在于法律和規范的完善，一舉終結性騷擾的爭議。

□姚遙（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