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湖南一些地方，有一些年齡在五十歲左右的“局辦委”或鄉鎮“一把手”、重要班子成員向上級打報告，要求按照地方“公務員50歲（或50多歲）以上可退居二線、享受比在職時更高待遇”的政策，自愿退出領導崗位或提前退休。

這些基層領導自愿“早退”，恐難與“發揚風格”掛鉤。與其說這是“讓賢”，倒不如說更多是出于自利性的考慮——升遷無望，干勁不足，在領導的位子上要承擔責任與風險，在全面從嚴治黨、整頓吏治、嚴肅追責的背景下，一些人覺得早點“安全降落”是福。面對“退居二線”還能多拿錢，一些人覺得何樂而不為？

地方出臺這樣的政策，據說是因為機構撤并后，更顯人多位子少，老同志占位，年輕干部無處升遷。為了鼓勵老同志“讓位”，要給予一點“甜頭”。老同志待遇提升，年輕干部有了安置空間，雙方似乎“皆大歡喜”。

但是，群眾對此或有不同看法。首先，延遲退休已然提上日程，社會勞動者不光要面臨多干幾年，還得多繳納幾年社保費，在預期壽命不變的前提下，頤養天年的時間與領取養老金的年頭自然會減少。公務員群體只是近年才開始繳納社保，這種接軌已然慢多拍。如果又允許干部提前退休，或成為“休而不退”的“散吏”，算不算是一種特權？群眾難免覺得不公平。

從財政負擔看，“休而不退”的干部比在領導崗位時拿的錢更多，新提拔的干部也要漲工資，這對地方財政無異于“增負”。而財政很大程度上源于納稅人的供奉，這種成本上升，讓群眾怎么想？

去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出臺《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必須指出，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導向和從政環境，要邁出更大步伐，要有不懼觸動相關人員利益奶酪的決心。有效推進干部“能上能下”，“下”不應只局限于干部犯錯，如果干部不敢擔當、不負責任，為官不為、庸懶散拖，同樣當令其“讓位”。同時，干部的級別和工資也應及時作出相應調整。這是解決為官不正、為官不為的重要手段，也是體現人崗相適、任人唯賢的必然選擇。

官員早早“退居二線”或退休，待遇還獲得提高，與官員“能上能下”無關，還可能形成財政養懶人的格局。如何調動干部的工作積極性，怎樣消除冗員獲得社會認同，考驗著地方管理者的智慧，也將體現社會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