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階段是上中等收入階段（2010—2023年左右）。2010年，我國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同時，經濟增長開始從高速換擋為中高速，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按照中高經濟增速來推算，我國走出這一階段將用約13年時間。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傳統要素的優勢逐步消失，大規模投入受到制約，增長速度減緩，要求盡快提高生產率，從粗放增長轉向集約增長，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為此，黨中央及時提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提高供給側的質量和效率；通過降成本、補短板，提高企業生產率、投入產出率和競爭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確保經濟中高增速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線”。

第四階段是高收入階段（預計從2024年左右開始）。高收入經濟體并不必然是發達經濟體。成為發達經濟體要符合一套綜合評價體系，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必須是技術創新型國家，必須以技術創新作為驅動增長的根本動力源泉。目前，我國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上升至55.3%，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創新發展是黨中央提出的新發展理念的第一條，提高創新能力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這些新理念和新舉措，既著眼于解決我國當前問題，也著眼于實現長期發展。只有認真貫徹這些新理念、新舉措，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才能順利實現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

跨過高收入門檻后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

經過幾十年的持續快速發展，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只要政治上不出現顛覆性錯誤，經濟上不出現毀滅性打擊，制度上不出現斷層式波動，再過六七年，我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將無懸念。屆時，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經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已經建成。

我國在跨過世界銀行設定的高收入門檻之后，還有漫漫長路要走。目前，高收入門檻是人均國民總收入1.26萬美元，而美國已達5.5萬美元，盧森堡超過11萬美元，跨度很大。對我國來說，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下一個目標是邁向“中等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目標是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謀劃“三步走”戰略時首次提出的。用人均指標來描述，中等發達國家大約相當于2015年韓國所達到的人均國民總收入2.7萬美元的水平。如果按照中等增長速度，剔除價格因素，2035年前后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將達到2.6萬—3.0萬美元（2015年價格）。這是我國經濟將經歷的又一重要階段，可以看作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第五階段”，直接關系到能否順利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躋身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和邁向中等發達國家的道路上，盡管將迎來更大的挑戰，但只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成功實現目標。從前述經濟體的發展經驗中，我們還可以得到如下三點啟示。

首先，從歐美發達國家所顯示的經驗可見：隨著經濟發展，創新驅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以要素驅動為主的增長必須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主的增長。我國歷來高度重視科技創新，每年對此投入巨大。進入高收入階段后，推動創新需要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創新驅動的效果要用能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檢驗。越是在高收入階段，越需要提高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其次，二戰后兩批進入高收入階段經濟體的重要經驗分別是堅持對外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而這兩條正是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基本經驗。其中，前者是外部條件，后者是內部條件。進入高收入階段后，這兩條基本經驗依然是驅動經濟增長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

第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往中等發達國家的道路上，要想更充分釋放經濟潛力、支撐經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努力增強軟實力。軟實力屬于“無形要素”，在高收入階段其重要性不亞于有形要素。增強軟實力的途徑主要是制度建設和文化建設，而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從現在起就應加倍重視，將其作為躋身中等發達國家和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基石。要通過不斷推進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使我國的軟實力比硬實力還要強、還要硬。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