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廣州日報》報道說，當年的小學教師，現(xiàn)年已經(jīng)74歲的汪康夫，1976年以來就干一件事情：求清白。現(xiàn)在，當年的“誣告者”，兩名女生也站出來為汪老師的清白作證，給法院寫信，當?shù)胤ㄔ阂哺叨戎匾曂艨捣虻纳暝V，表示若符合條件，將予重新審理，這事出現(xiàn)了轉折的曙光。

汪康夫討還清白有希望了。在為汪康夫感到安慰的同時，還有兩個大大的問號。強奸案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是公訴案件，即由公權力提起訴訟而啟動的案件。報道說，1966年5月，已經(jīng)在江西省吉安市蓮花縣琴水小學教師任教7年的汪康夫被社教工作組帶走，理由是有學生舉報他強奸了兩名女生。而現(xiàn)在也已經(jīng)進入老年的這兩名女生說，是兩名老師要她們在控告汪老師強奸的材料上簽名，她們否認汪老師有強奸、猥褻女生行為，老師以不能畢業(yè)相威脅，兩個12歲的女孩才簽了字。最終汪康夫以強奸兩名女生，猥褻十名女生的罪行被判10年徒刑。這起案件完全是一起有意做成的冤案，當事人提出申訴后，理應由司法部門啟動復查，糾正錯案，而在報道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受冤者幾十年來無助地奔波、申訴不止。

廣州日報的這篇報道中只有當事人50多年來受冤、伸冤的經(jīng)歷，而沒有案子的起因：是誰、為什么要做成這樁案子？誰需要把一個24歲的青年教師判為強奸犯？據(jù)報道，當時法院判決的一個重要依據(jù)，就是琴水小學社教工作隊當年的一個調(diào)查報告。這份日期為1966年5月25日的報告顯示，汪康夫自1964年以來，采取以治病為名、找學生個別談話、指導作業(yè)、買票看戲、教女學生游泳、帶女學生上山砍竹子等手段誘奸女學生洪仔妹、尹福珍。這些莫須有的罪狀是誰的杰作？當年進駐該校的“社交工作組”是誰負責的？是誰指派兩名教師威逼學生簽字的？如果當年的冤案制造者、主使者不受追究，如果誣人清白幾十年，幾乎毀了人的一生而可以不負責任，那么，汪老師即使討還了清白，也不能說得到了正義，至少這正義是殘缺不全的。

還值得指出的是報道提到的一個細節(jié)。汪康夫十年刑期結束后，正值文革結束全國范圍的平反冤假錯案開始。汪康夫給“誣告”他的女生之一寫信，想問她當年為什么要告自己強奸；“寫這封信時我很糾結，擔心這封信落到她丈夫頭上，影響她的家庭和聲譽。不過，最后還是決定試試。”一個被誣告的人，還會想到不要給他人造成麻煩；而陷無辜于囹圄者，有一點愧疚和悔意嗎？司法的公平掌握在具體的執(zhí)法者手中，具體的執(zhí)法者的良知決定了每一個案件中公平正義的“含金量”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