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當他坐久了看累了，他也會在中央黨校校園里四處轉轉，去看看那些無比熟悉的雕像和它們后面的道路與風景。

王懷超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一級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教育長兼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

北京頤和園北側，靜靜矗立著一座初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蘇式建筑群落，莊重、大氣、厚重。與一旁華貴、精致的皇家園林風格大大不同的是，蘇式建筑所特有的拙樸、大氣甫一迎面，便令觀者肅然起敬。

林靜天藍的7月，走在綠意蔥郁、威嚴古樸的中央黨校校園里，好似開啟了一次紅色精神之旅。

沿著校園中軸線由南向北，依次映入眼簾的是三組醒目的雕像——馬克思、恩格斯的全身塑像《戰友》、毛澤東的全身塑像《我們的老校長》和鄧小平的全身塑像《總設計師》。沿著他們的軌跡，是一條中國共產黨事業發展、理論發展的紅色道路。

王懷超每天就走在這樣一條道路上，一走就是34年。

這里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學府所在地——中共中央黨校，也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一級教授、科學社會主義研究者、傳播者王懷超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激情鑄就的成長歲月

1982年2月12日，王懷超第一次來到中央黨校，他清晰地記得這一天：

“那時我還是個風華正茂的小伙子，沒曾想在這個院里一待就是34年，所有的青春和熱血全部都獻給黨校了。”王懷超感慨著，目光隨著思緒飄回到久遠的年代……

1955年11月，一個男孩出生在冀南平原一個普通家庭。同每一位50后一樣，他的血液中滲透著新中國誕生和成長初期特有的激情與朝氣。他的人生歷程也面臨著那段特殊歷史時期造就的曲折、磨難與考驗。

用他的話說，就是幸運與不幸并存，“幸運的是，我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不幸的是，新中國初創時期多災多難，我的小學、中學、高中都是在輟學、復學的未知中度過。”

1973年高中畢業，18歲的王懷超回到冀南農村開始了知青生涯。相比較大多數來自城市的知識青年，王懷超更能適應新環境中的困難條件，他的努力也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先后當過民兵排長、副連長、團支部書記、農場場長、人民公社的理論輔導員、中學老師和縣委宣傳部的新聞干事。然而，他的內心中卻總是涌動著對知識的渴求與對外部世界的向往，這為他的人生轉折埋下伏筆。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沖擊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復，中國由此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那一年，22歲的王懷超毫不猶豫地選擇參加高考，并以河北省平鄉縣文科考生狀元的優秀成績被南開大學錄取。在專業選擇上，他則是受了“高人”指點——賈春峰先生曾經是《紅旗》雜志的一名編輯，“文革”期間被下放到邢臺地委宣傳部期間，與聰明好學的王懷超相識并熟悉起來。

“哲學是世界觀方法論，是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相當于數學在自然學科的地位。”在賈老師的極力建議下，王懷超報考了哲學專業。

“考上大學，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轉折，由此決定了我從一個社會青年向一個知識分子轉變。”命運之手的輕輕一指，使他在冥冥中向教學科研這條道路邁近了一步。

大學畢業前夕，王懷超并不滿足去國家機關任職或是留校任教的因循就常的畢業去向，而是做了一個大膽決定：報考中央黨校碩士研究生。

中央黨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13日創辦于中央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這所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大批中高級干部的紅色學校，從瑞金到延安，從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雖在戰火中歷經多次搬遷轉移，卻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黨性修養培養黨的干部的宗旨，為新中國的成立和發展積蓄了充足的人才資源。

中央黨校的紅色背景深深吸引著王懷超，他“想到這所神圣的紅色殿堂去看看”。

1981年，中央黨校首次面向社會招收碩士研究生，經過嚴格的統一考試和政審，全國僅有28人被錄取入學，王懷超名列其中。

進入中央黨校學習，對他而言是開啟了一扇通向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習的大門。“如果說在南開我學會了哲學思維，那么中央黨校這三年，則使我奠定了比較厚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基。”剛進入黨校時，王懷超一心想要直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源頭，為此，他花費了一年半的時間，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這是一部2000多萬字的大部頭巨著，至今仍被專業學者奉為“科學社會主義的老祖宗”。

“那時，我天天就是教室、宿舍、食堂三點一線。”1982年，馬克思在1844年寫的《經濟學哲學的手稿》被翻譯成一個小冊子，因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的重要著作，王懷超得到后如獲至寶，在上面用鉛筆、紅筆、鋼筆記滿了筆記。后來小冊子都被翻爛了，但他一直珍藏到現在。

正是得益于年輕時穩得住心神、耐得住寂寞的堅守，王懷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達到了嫻熟的境界——“現在，好些馬恩著作我都能背誦。”王懷超不無得意地說起往事，發出朗朗笑聲。

在學科領域之外，王懷超也是一個勤奮的學習者和參與者。

2012年，王懷超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也同時成為了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作為專委會的委員，意味著比其他委員要拿出更多的時間參加政協組織的調研、視察和各類會議。王懷超時間根本就不夠用，他的日程早已經被教學研究、管理工作和各類外出講課等事務填塞得滿滿當當，哪兒還有時間？

可他不這么看。他積極熱忱地參加政協組織的活動，實事求是地提出了不少意見建議。而每一次的調研，他都是“焦點”。

經常陪同委員外出調研的全國政協工作人員都知道，只要有王委員在車上，這一路就滿是熱鬧歡快。而年滿六旬的他并不只是個輸出者，而是仍在不倦汲取著新鮮知識。遇到沒聽過不知道的新鮮事物，他總要想辦法把不知道不理解變成知道和理解，哪怕一直追著別人問，問到別人有些不耐煩了。矜持？那是學術和知識獲取路上根本不需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