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今天（8月30日）有媒體報道說，在樓市調控的市場傳言的激蕩下，上海離婚登記處的熱鬧景象如同“菜市場”。據媒體報道，昨天早7時，上海市徐匯區婚姻登記中心就有人開始排隊。不僅徐匯區，上海多個婚姻登記中心從上周末開始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協議離婚高峰：浦東上周六一天超過近百對夫婦協議離婚，楊浦則有97對夫婦協議離婚，是平時的三倍。報道稱，隨著各種調控傳聞的不斷被放大，上海離婚買房也進入白熱化放量沖刺階段……

自從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以來，類似上海市這樣扎堆離婚的現象已隨調控時松時緊的節奏出現過多波。對這種為了規避調控政策的影響而不惜瓦解人倫關系、解除法律關系，或者人倫關系雖在、法律關系實亡的“假離婚”做法，政策制定者甚至相當多數的社會公眾已經見多不怪，習以為常。但是，這種因公共政策的制定、推出和執行而升高社會道德風險的后果，不僅會消解和抵消公共政策本身的作用、影響和效率，也會拉低社會道德標準以致對社會道德風尚形成長久的傷害。

對用“假離婚”來規避調控政策的做法，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和規避者乃至“旁觀”的社會公眾無不“知己知彼”。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都知道規避者的行為將消解、抵消政策的效力，從而浪費政策制定的成本，增加政策執行的成本；而規避者也知道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一定知道自己的規避行為就是為了躲避政策的影響，消解和抵消政策的效力。于是，在“假離婚”行為出現后，政策制定者也“假裝”其制定的政策效力依舊，政策執行者也不得不“假裝”沒看見、不知道規避者的規避行為，從而在“假裝”什么事情都沒發生的“理想”狀況下去執行這個效力已經打了大大折扣的政策。

如此從假到假、以假對假的結果，最終只能是“假裝”這個政策仍具有其所設定的效力，從而“假裝”這個政策達到了其所設計的目標。而這個政策的執行效果又關聯整個政策體系中其他政策的執行效果，所以，此“假裝”的結果常常不僅會降低整個政策體系的效力，甚至也會引發整個政策體系皆不得不“假裝”的整體性道德危機。

從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講，一個可以觸發、引發社會道德危機的政策，其可檢討之處當不止在其執行或程序等形式設計方面。一個政策，其被規避的代價如果已至必須打破人倫關系的程度，那么，即使不論其所引發的社會道德危機，其政策本身實際上已然失敗。這種失敗，就是各地在已有房地產調控規定及其措施的基礎上，又不斷推出新的、更新的房地產調控規定及其措施的原因。

現代社會，在正常的決策體制下，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政策本身的價值取向，以及其實際執行所可能觸發和引發的社會道德危機。如果一項公共政策引致了大面積的造假、虛構或打破人倫關系的道德危機，那么，這個道德危機影響所及，就絕對不會僅限于這項公共政策本身：由道德危機所下拉的道德水準，還將在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形成新的秩序阻抗和更深的道德危機。

即使不論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及其所引發的道德危機，以大規模的“假離婚”來規避樓市政策，從客觀效果上看，這也說明現行樓市調控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被消解，其政策目標除了“假裝”實現以外，已經不可能真正實現。由此，樓市政策的“遭遇”，當為其他公共政策的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