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社會關注的武漢市漢陽區高空拋物導致女嬰小欣怡傷殘索賠案,近日在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宣判。法院終審駁回上訴業主的訴求,維持業主共同補償小欣怡36萬多元的一審原判。2014年11月,出生40多天的女嬰小欣怡在漢陽區世紀龍城小區11棟2號樓下曬太陽,被高空拋擲的水泥塊砸傷。小欣怡被送往醫院救治,并被法醫鑒定為七級殘疾。小欣怡家人未能找到肇事者,將該棟樓除一樓外的32層共128戶業主起訴至法院。（《新快報》9月11日）

高空拋物這一頑疾的存在，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風險，也讓權利保護變得極不確定。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基于“沒有證據，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被砸殘了，維權官司打了十年，還有人被砸傷了，尋找肇事者成了一種痛苦的經歷。維權成本的巨大，也讓人有了望而生畏的畏難情緒。也正是僥幸與畏難的同時并存，才使得高空拋物現象屢禁不止，成為公共安全中最難解決的一大隱患。

若找不到具體的侵權人時，實行“整幢樓判賠”有著明確的法律依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八十七條規定，“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筑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給予補償。”不過，要接受這一法定原則和責任規則，還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普法過程，在社會的認同度和接受度上，與實際要求還有很大的難度。

2012年，武漢29名居民樓住戶因路人被高空拋下的磚頭砸中致殘被判各賠該路人3270元。對此，原告和被告雙方都覺得冤屈，被告中很多是下崗、低保人員。雙方在法庭上發生了言語沖突。武漢市漢陽區高空拋物導致女嬰小欣怡傷殘索賠案雖然二審終結，不過維權過程的艱辛也讓人望而生畏。高空拋物判共賠能否喚醒公德心，除了道德的教化和法律的懲戒，還需要簡化而快捷的程序作為保障。

法律應有兩個最基本的目標，一是保護個人的權利不受傷害，二是實現最基本的公平原則。不過法律也并非萬能，無法做到絕對的公平。從基于防范侵權和保護權利的雙重要求出發，對無因之主的高空拋物行為，實行“可能加害的建筑使用人給予補償”，方能最大程度保護被侵權者的權利，避免權利被加害之后無法獲得補償和救濟的途徑，從而陷入權利保護的真空。同時又可以通過責任連帶的方式，強化每個人的公共法律責任，從而有利于彼此的監督與促進。其實，這樣的規定并不新鮮，國人之所以還一時難以接受，某種意義講還是對侵權責任的認識存在局限性所致。

不過就現實來看，要讓高空拋物“鄰里連坐”的基本原則得到落實，還存在很大的心理障礙和程序困境。一方面，很多人對“鄰里連坐”的正當性和公平性心存疑慮。另一方面，既有的法律效率和執行力度，使得維權成本都相當昂貴，往往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都難以獲得一個滿意的結果。故而，基于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強化對權利的保護和提高執法的效率，讓鄰里連坐成為一種道德共識與法律常識，才能基于法律后果而恪守的道德底線。

時下高空拋物亂象始終得不到根治，基于道德的“道德說事”當然有所必要，不過通過普及、宣傳和提高法律的執行力，給予侵權者以必要的法律懲戒，加強對被侵權者的保護，則是當前必須解決的難題。每個人都有自利性，也都有自私的一面，那么法律不但要遵循“弱者保護”的基本原則，還應有“如何保護”的程序設計和效率保障。若是維權成為一件代價高昂之事，那么侵權的沖動也就難以遏制。從這一點來說，如何實現“換位思考”，并由自利向利他的利益取向轉變，需要具備道德與法律的雙重維度。（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