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并不寬敞的辦公室，木門的顏色是褪得不能再褪的舊紅，黑色的沙發早已被一大摞書“霸占”了大部分空間。數十年間，許許多多的患者——官員、名人、企業家、明星、農民、小朋友……都曾是這里的座上賓。只不過，有時人來得太多，無論什么來頭，都只能坐小馬扎了。

魏文斌在手術中。

魏文斌與劉磊（左）、王景昭（中）。

如同一種熾烈的燃燒，7年間，北京同仁醫院眼科主任魏文斌跑遍了中國各大山區。在內蒙古，沙丘連綿起伏，湖泊靜如處子，村子里患有眼疾的農民竟達上百位。“不得了啊，不過我還會再來的。”魏文斌說。

與13年前相比，魏文斌的眼眉越來越低垂了，但就是這雙眼睛，在無影燈下一次次為病患搶回了光明。他曾創下當日門診接診110個病人的紀錄，除了日常門診及手術，他還需要面對各種繁雜的會議和任務。

或許，每個人身上都駐扎著許多個自我，魏文斌亦如此，有醫者的仁心仁術，有師者的嚴謹敬業，有凡人的喜怒哀樂，更有一種遼闊的心境。當名利紛至沓來時，他說，還不如抽空讀完小說《三體》的那一刻有意思。

從醫生涯，甘苦自知。面對崇拜和贊美，魏文斌淡然：“花開花落兩由之。”面對爭議和質疑，魏文斌亦淡然：“學術問題從長計議，講述方式不去爭論。”——引言

專家之專

“專”，是專家之“專”。

北京同仁醫院西區三層，這一層是著名的眼科門診，診室外的患者摩肩接踵。每天，17位當班護士要接待3000位以上的患者，再加上家屬，數字遠遠超過一萬人。

在這里，還有一個專治疑難雜癥的眼科會診中心，是整個眼科門診中“火藥味”最濃、護士最難干的地方。

早晨8點，魏文斌來到診室時，門口已擠滿了人。來找他的，幾乎都是疑難、棘手的病例。在他們心里，魏文斌是最后的一線希望。

診室門口的護士臺總是被人重重包圍，大家的要求只有一個：加號。盡管一加再加，但還是不能滿足需要。魏文斌特意叮囑護士：外地來的病人，盡量加；眼腫瘤病人，必須加。

她來復查了，還是那樣恬靜，但面色蒼白，身形憔悴。

她被發現腫瘤轉移已經兩個多月了。檢查眼部，左眼沒有腫瘤復發的跡象。魏文斌試圖安慰，還沒開口，她就說：“沒事，不為看眼睛，您曾說過雙眼同時長這種腫瘤的幾率很小，我這個病例應該是很有價值的。我知道您在收集這方面的資料，所以還是要遵照規定的時間過來讓您看看，完成隨訪，也許對您的研究會有用處。”

5年前，她因“右眼視物模糊”來就診，卻被告知是雙眼的“脈絡膜黑色素瘤”。脈絡膜黑色素瘤是成人眼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

而當時，她右眼的腫瘤已經占了近1/2個眼球腔隙，無法保守治療，只能摘除眼球了；所幸，另一眼的腫瘤位置比較靠前，因此視力沒有受到影響。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左眼腫瘤切除得很徹底，手術后規律隨訪一直到那年夏天，全身體檢也未見有腫瘤轉移，再后來，便有了文中開頭的一幕。

隨后收到了患者離世的消息。伴噩耗而來的，還有她在當地的病歷記錄。專門來同仁的家屬哽咽道：“她交代務必把記錄交給您，這樣病例就完整了。”

病歷里，從首次發現癥狀開始，記錄了所有求醫過程、客觀檢查和主觀感受，包括醫生的診斷、交代，輔助檢查，檢查的結果，眼前黑影的形狀、范圍的變化，手術過程中的體驗，術后恢復過程，最后腫瘤轉移后的治療等。

“每一份病歷都是有生命的，記錄著不同患者人生中一個點或一個階段，或痛或苦或‘循證’的生命承受。”魏文斌說。

長期以來，一直困擾魏文斌的還有國內醫學界眼科手術難以預防的并發癥——爆發性脈絡膜上腔出血。這種并發癥是眼科手術中最嚴重的并發癥，當時國內外沒有有效的預防和治療措施，手術中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通常會摘除眼球。

18年前，在全國中青年眼科學術大會上，魏文斌第一次把自己治療眼底脈絡膜上腔出血的研究結果向全國同行匯報，引起很大轟動。

從那以后，全國很多這樣的病例都轉到同仁醫院進行醫治。

魏文斌的努力源自一位當年手術中出現并發癥的病人。老人雙眼白內障，右眼在北京的一家醫院做了白內障手術，因為手術中出現并發癥，效果不好，沒有了視力，所以左眼的手術就一定要到同仁醫院來做。

當時，魏文斌是老人的主治醫師，在手術將要結束的時候出現了爆發性的脈絡膜上腔出血，患者的左眼最后僅存微薄的視力。“老人家只覺得是自己命不好，對我沒有絲毫的責備，反而還在我沮喪的時候鼓勵我，但我們做醫生的，就會一直琢磨這件事，想克服它，想用心攻破它。”

在眼科臨床技術上，國內與國外基本接軌，但在眼內腫瘤的醫治上卻與國外差距非常大。國外很少出現因為眼內腫瘤而把眼球摘除的情況，但在國內，因為缺乏局部放射和局部手術，往往是一有腫瘤就摘除眼球，這些理念和措施上的差距一直是魏文斌著力要改善和彌補的。

“全國各地的眼病患者很多都集中在同仁醫院。每來一個病人，眼內一有腫瘤，我們就讓他摘眼球，如果總是這樣，醫生做得就沒勁了。”從1996年開始，魏文斌開始嘗試進行眼內腫瘤的局部切除術，效果很好。

為了彌補國內局部放療方面的空白，魏文斌一直致力于推進這項研究，他的眼內腫瘤研究申報了國家級課題，獲得了北京市科委、自然基金的支持。通過與相關生物技術研究所合作，已經生產出國內用于眼內腫瘤近距離放射治療的特制放療產品，目前正在進行進一步臨床驗證。

“原來的放療治療方法是對整個眼睛進行照射，對于成長中的兒童來說，導致其被照射眼睛的整個眼眶都不發育，眼睛會一邊大一邊小。現在的局部放療，則把放療器直接縫在眼球表面，只對眼內腫瘤進行放療，并發癥就會減少。”

魏文斌盼望著早日把局部放療術應用于國內的眼內腫瘤臨床治療上，早日縮小與國外的差距。

那是一個尋常日子。當導診護士叫到她的名字時，隨著一聲響亮的應答，一位五十來歲的婦女“撲通”一聲跪在了魏文斌的面前。

魏文斌急忙扶她起來，助手準備扶她就座，她連連擺手，“不用，不用，我能看見，我能看見”，她快步地走過去，穩穩地坐在裂隙燈前，步履矯健。

她興奮地告訴魏文斌：“后半生不用靠人伺候了！”看著她診前的檢查結果，左眼視力0.3，魏文斌欣慰不已，但也有些后怕，又想起了當初的猶豫、徘徊，五味雜陳。

她是一名外地患者，10多年前雙眼患葡萄膜炎，右眼病情較重，10年前就已完全失明，眼球萎縮。而近年來，左眼葡萄膜炎反復發作，一直在當地醫院治療，視力一次比一次下降，到同仁就診時僅剩光感，眼壓也很低，僅5-7mmHg。

她來就診時，沒有明顯的活動性炎癥的跡象，單用藥物已然不能奏效，只能手術治療。然而，手術究竟能不能做，該不該做？

做，難度極大。患者當時眼壓就低，說明慢性炎癥導致睫狀體功能很差，術后很可能眼球萎縮。單論手術的刺激，可能導致的葡萄膜炎癥的復發，就可使一切努力成為徒勞。況且，手術治療還存在著視力喪失的風險，反復發作的葡萄膜炎繼發性青光眼可導致視神經的不可逆性萎縮，而因術前無法評估視神經的情況，若損傷嚴重，手術中眼壓的波動可能導致僅存的視神經功能的喪失，這就意味著，患者當時僅存的一點光感都沒有了。

然而，不做。牽拉性視網膜脫離如果進一步發展，最終只能是和右眼一樣的結局——視力喪失，眼球萎縮。

“大夫，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就想試試，不然，后半輩子都要人伺候，太不甘心！”她一再強調的“后半輩子”，沉沉地壓在了魏文斌的肩頭。

權衡再三，魏文斌和醫生們決定積極手術治療，盡管術前擬定了詳細周密的手術方案，術中還是碰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睫狀體后大量纖維增殖膜不易切除，視網膜前及視網膜下也有大量增殖膜，韌且難以剝除；視網膜質地薄脆，多發牽拉裂孔，復位視網膜也費了很大勁。

所幸，兩個多小時的手術順利結束。

術后密切觀察，積極抗炎治療，眼內的炎癥反應還是一如預期的嚴重，這讓魏文斌很為難，眼藥水滴眼、眼部注射、輸液、前房穿刺，各種辦法都用盡了，炎癥反應終于緩解了。

她出院時，主管大夫留下電話，囑其若有不適，趕緊電話聯系，術后一個月復查。然而，其間一直沒有她的消息，大家都一直處于忐忑中，主管大夫幾次查房都提起，“也不知道她怎么樣了。”

秋天，她來復查，幾近完全恢復。魏文斌感慨——

“從醫三十載，如此的抉擇時常有之，每次遇到，都會感覺自己被逼到了命運的拐角，無處轉身，無處躲藏。回想當初的醫學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今細細讀來，除莊嚴肅穆感仍在外，已然沒有了當時的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