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書與酒似乎有不解之緣，擅草者往往善飲，甚至既是“草圣”也是“酒仙”。杜甫曾作《飲中八仙歌》， “草圣”張旭就位列其中，他每次大醉以后，呼叫狂奔而后下筆，草書越發奇絕；甚至在大醉之后，“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也。”懷素更 是一位狂僧，毫不在乎佛教禁酒戒令，據說每日都要大醉幾回。他嗜酒養性，也以狂草暢志，“醉來信手三兩行，醒后卻書書不得”。

張旭、懷素幾乎都是在飲酒之后，在精神情緒極度興奮的狀態下，甚至在大醉迷狂之中書興大發，產生不書不快的創作沖動。他們完全是在一種不計工拙、超越功 利、物我兩忘的精神境界中，信筆揮灑，盡情享受著筆情墨趣。這種高速度的、不假思索、落筆即成的即興創作方式，明顯不同于“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水”的國 畫，反倒與西方現代藝術精神有著驚人的一致性。而且，早在唐代，人們就已經十分欣賞和津津樂道這種充滿“酒神精神”的即興創作了。

善飲豪飲，能用酒來激發草書創作的激情，當然是好事。然而，書法家并非個個都有海量。草書大家黃庭堅就不喝酒，對此他很遺憾，非常羨慕張旭、懷素，認為酒 就是他們寫草書“通神入妙”的利器。他在《論書》中說：“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依酒而通神入 妙。余不飲酒忽五十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蹶，計遂不得如醉時書也。”

的確，書法家在醉酒之后，便受到狂野、放縱的“酒神”主宰，如脫韁野馬馳騁于自我心靈搏擊的非理性幻境之中，會赤裸裸地表現自己，創造出屬于自己深層意識 的藝術境界。而能與這種心境合拍的唯有草書，它是書法中最自由、最富于創造性和抒情性的書體。草書是張旭、懷素在醉眼朦朧之中，憑著藝術的直覺和心靈之手 畫出來的生命的線條；是他們心曲拍動的節奏和旋律。“張癲”和“懷狂”并非貶義，而是指他們有著不同于常俗的“奇勢”或“奇怪”之氣和鮮明的創作個性。

當然，不能鯨汲豪飲甚至滴酒不沾的書法家同樣可以寫出云煙滿紙、神采生動的狂草。毛澤東就不善飲，但他的大草同樣精彩。因為創作激情的觸媒是多種多樣和隨 機生發的，觀夏云奇峰、聽風雨驚濤、遇心情舒暢、得良紙佳筆、遇老友知己等等，都可能激發書法家草書的創作激情。比如黃庭堅就是“坐見江山”而作草，“似 得江山之助”。對于草書家來說，飲酒只是一個觸點和媒介，或者說只是一個興奮劑，而并非是草書的載體。

雖說酒是草書“通神入妙”的利器，但飲酒過量，必然反應遲鈍，心手不應。醉酒后寫草書，那也只能是不重結果，只在過程，寫來痛快罷了；真有佳作，那也是偶 然天成。所以，書法家醉酒狂草，與其說是書法創作，不如說是一場表演。當年張旭、賀知章、懷素都有這種飲酒后的“人來瘋”病，經常在大庭廣眾之下表演，而 且人越多越叫好就越來勁。這時人們看的就是他醉酒草書時令人驚嘆的表演，而不在乎他寫得優劣工拙，反正滿紙云煙繚繞，“只見神采，不見字形”，看也看不 懂，就看熱鬧罷了。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書法畢竟不是表演藝術，無論你是醉酒還是清醒，無論你是用毛筆還是帚把，無論你是倒寫反寫還是順寫正寫，書法創作最 終要看你寫出來的作品，并以它來評價優劣高下。草書要行筆流暢，氣脈相貫，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結體要有奇態和縱肆之姿，如夏云奇峰，變化多端；用墨要 干濕濃淡黑，五色紛呈；章法要渾然一體，氣韻生動。而這些從本質上說，全賴于書法家內在性情和天賦的才氣，再加之他精熟的技藝和學識修養。如果沒有這些， 縱然酒量如海，那么也只能是個酒鬼、“酸子”，寫出來的草字也只能是如鬼畫符，烏糟邋遢、不堪入目。

（注：廣東省書法評論家協會將于12月24日，在佛山市廣東書法園，舉辦“草書與酒神精神”專題研討會）

（因版面所限，本版文字有刪減，標題為編輯后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