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上海自然博物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邢立達博士等4位科學家介紹了他們發現的琥珀中的恐龍標本，詳細解釋了它的發現過程及研究成果，這是人類首次有機會一睹恐龍生前的真實面目。更確切地說，這是一段屬于手盜龍中體型較小的非鳥恐龍的一小段帶有新鮮羽毛的尾巴。

有趣的是，這塊出產于緬甸的琥珀，一開始被命名為“螞蟻上樹”，兩只螞蟻相當鮮活，而在琥珀中占據一大部分面積的則被認為是一段植物的殘斷。但是這逃不過邢立達的火眼金睛，他一眼就看出來，這是一段脊椎動物的尾巴。

伴隨琥珀與恐龍一起受到關注的，還有邢立達本人。邢立達出生在廣東潮州，這位“80后”在恐龍愛好者的圈子里是大紅人，也是從恐龍愛好者升級為專業恐龍研究人員的典型代表，2015年10月榮獲我國地學界學子最高榮譽——李四光優秀學生獎，主要成果是從足跡學角度揭示了中國各恐龍動物群的奧秘，并命名了十余種恐龍足跡化石，以及數種恐龍新屬種，其科研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同時編纂與翻譯了數十種恐龍科普書籍。

恐龍的神秘感吸引了他

在邢立達位于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的教學樓辦公室中，堆放著一些塑料布，上面用黑色的線畫著各式各樣的恐龍腳印。這是他出野外追尋恐龍足跡的“戰果”。

“出野外去挖尋龍足跡并不像電影里面那么炫酷，有直升機以及各種高端設備，更多的是靠徒步、地質錘與鐵鍬。也不像電影里那么浪漫主義，危險隨時存在。”邢立達說。因此，每一塊他背回實驗室的恐龍足跡化石或者其他關于恐龍的發現，都來之不易。

這是大部分古生物學家的真實寫照，每一次出野外都伴隨著風險與辛苦。邢立達說，他的導師曾告訴他，研究任何一件化石或者材料，無論是買來的還是借來的，都必須到它一開始出現的地方去看一看，“這種研究對第一現場要求很高，也可以由此辨別研究材料的真假，避免以訛傳訛。”

2016年7月份，北京大學古生物學專業的唯一本科畢業生安永睿在網絡走紅。兩年前，安永睿的師姐薛逸凡將只有一個人的“北大2010級古生物專業合影”發到網絡上。北大古生物學專業設在北大元培學院，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這個專業每年只有一個學生。

像古生物學這種看似難就業、沒前景的高冷專業遇冷，不禁令人唏噓。邢立達的研究也屬于這類專業，“任何專業都得有人做，比如基礎物理、基礎數學等，缺了還是不行。”

“當你伸手觸摸上億年前的恐龍化石時，你會感覺像是在跟歷史對話，讓人很是激動。”上大學時，邢立達多次以志愿者的身份跟隨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的專家去野外考察。第一次看到野外埋藏的恐龍化石，就像見到了老朋友一樣興奮，“去現場和看照片的感受完全不同，一個巨大的軀體，10多米就在眼前，伸手可及。”

研究自己從小就喜歡的恐龍，對邢立達來說是幸福的，“我很享受這種感覺，當然在達到這種狀態之前我走了很多彎路，但也學到了很多東西。”邢立達說，“恐龍的神秘感帶給我的吸引力從沒有衰退過，甚至更強烈了。”

高中時代創辦“恐龍網”

“大多數男孩子小時候都很喜歡恐龍，它神秘而且兇猛。”邢立達描述他與恐龍最初的邂逅時說。他喜歡看《恐龍特急克塞號》《恐龍的故事》《十萬個為什么》這類書籍。而且，小時候的他已經展現出對于大自然的好奇，并且開始了最初的探索。

上高中的時候，邢立達仍然愛著恐龍。趁著網絡的熱潮，邢立達1998年創辦了國內首個聚焦恐龍科普的“恐龍網”，在第一周就有了4600次點擊率。高中生活格外緊張，邢立達既要保證學習時間，又要堅持更新和維護網站，他經常學習到晚上11時多，早上4時多又起來更新網頁。

“那時候我把市面上所有能買到的跟恐龍、古生物有關的書都買了。”邢立達把這些書的內容錄入電腦，放到網站上作為資料。他又寫信給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老師，希望他能幫忙解答網友的提問，支持這個科普網站的發展。

彼時的中國互聯網剛起步，科學院的老師覺得他很熱心就答應幫忙，而見到邢立達時，老師驚嘆他還是一個十幾歲的高中生。

帶著這份愛好，邢立達步入了大學，但是卻沒能與他喜歡的恐龍親密相遇，而是遵從家人的意愿選擇了金融專業。

“家人對于自然科學可能不那么重視，更希望我從事經商、教育、醫生或者律師這些職業。”邢立達說。

最重要的是，高中的文理分科也阻斷了邢立達的計劃。邢立達選擇了文科，但是后來才知道，與恐龍相關的專業都屬于理科。對于大學時選擇的金融專業，邢立達也并不認為是一種錯誤，“金融是一門強調邏輯的學科，而且還包含英語、數學等等各種基礎學科，這對于提升我的邏輯思維能力還是很有幫助的。”邢立達笑著說。

讀本科時的邢立達是一個特立獨行、離經叛道的學生，“我跟班上的同學、老師可能都不是特別熟。當然，我在廣東讀的本科，這個地方的包容性是很高的，給了我很大的空間。”在大學期間，邢立達作為志愿者多次跟隨科研人員參與考察，還去到了甘肅省最北部、跟外蒙接壤的無人區。

大學畢業之后，邢立達沒有從事金融相關的工作，而是來到《南方》雜志，做了一名科技記者，他關注的仍然是關于恐龍知識的科普，所以經常申請做一些關于古生物的選題，“領導和同事都對我很好，也都很支持我，在那里學會了很多寫作的技巧。”邢立達說。迄今為止，他已經出版了《狂野中生代三部曲》等多部書籍，在各大報刊發表了大量的恐龍科普文章。

“我一開始的想法是，先奠定經濟基礎，然后用業余時間發展自己的愛好，繼續研究恐龍以及做恐龍科普，但我發現一心二用是錯誤的。”邢立達說。而最重要的是，在經年累月地做恐龍知識科普之后，他發現已經沒有太多的新資料來支撐他，“很多都是同質化的內容，且都容易走進一個誤區。”難以割舍的愛好，加上對新知識的渴求，讓邢立達最終放棄了工作，專心投入到對恐龍的研究中去。

科研方向是恐龍足跡學

辭職之后，邢立達首先到了成都理工大學進修，之后去往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深造。

邢立達人生的轉折點出現在赴加拿大留學期間。他一直喜歡電影《侏羅紀公園》，主角說“我不想上直升機，我這輩子只想把蒙大拿州所有的恐龍都挖出來”。實際上，這位古生物學家的原型在現實世界叫菲利普·柯里，他說他的畢生夢想，就是挖出阿爾伯塔省所有的恐龍。他現在是皇家院士，北美古脊椎動物學會的前任會長，德高望重。而邢立達通過各種努力，終于成了菲利普·柯里的學生。

此后，邢立達就成為了一個經常帶著地質錘與鐵鍬挖掘恐龍足跡的研究人員。在接受采訪時，邢立達曾說，古生物學聽著很浪漫，就像電影《侏羅紀世界》里星爵騎著摩托牧龍狩獵，而事實上他們總是在泥漿和大雨中敲擊著巖層，在鐵板燒一樣的巖壁上臨摹標本，或在搖晃的皮卡上作為人肉墊子保護著化石。

在加拿大時，邢立達所在的團隊挖到了很大的恐龍化石骨頭。“我們要用石膏跟木頭把它固定好，之后大約有接近一噸重。當地的路很不好走，皮卡車進不到我們挖掘的地方，所以我們要先把它扛到路邊，然后裝到皮卡上面。”邢立達說。然而，他們隨后又發現皮卡太窄，不夠空間放上木頭將箱子墊起來再進行固定，挖了好幾個月，要是顛壞了豈不是可惜了。最后，他們決定在箱子的兩邊各坐一個人，用肩膀倚住箱子，防止在運送的過程中因顛簸損壞化石。

一路上路況很不好，兩個人必須同時倚住箱子，不能輪換休息，“兩個多小時的路程下來，我們的肩膀都青了。”邢立達說。

“不是說這塊化石有多么重要，能寫出多么好的論文，但就是想把它保護下來，如果不保護，說不定就再也找不到了。”邢立達就抱著這種想法搶救了一塊又一塊恐龍化石，“比如看到懸崖下面有一塊很好的恐龍腳印化石，但是下次漲潮的時候它就被沖走了，你就要下去把它搞上來，很重的一塊石頭。巖壁很滑，下去的時候就是手腳并用，上來的時候，還得帶上這塊石頭。所以我們把背包的繩子拆下來，把石頭綁在人身上，然后再爬上去。”

這種長期經歷練就了邢立達的“眼力勁”。有一次，他去往江西的贛州博物館幫忙鑒定一塊恐龍化石，工作完成之后要搭乘公交車前往火車站，而公交站旁邊是一處工地，“我想靠在那面墻上休息一下，后來發現身上有很多灰，可是就在我回頭拍打身上的灰的時候，突然發現土坯墻上嵌著一塊恐龍蛋的蛋殼化石。”邢立達的發現果然沒錯，他最終用鑰匙挖出來30多塊恐龍蛋的蛋殼化石。

“有時候真的很神奇，也是一種緣分吧。”邢立達說。

在最終確定科研方向的時候，邢立達選擇了恐龍足跡學，“一方面這塊是科研的空白，另一方面，這也是很有價值的方向，你看那些腳印的時候，就能猜想到一億年前這些地球的主人經歷了什么，也是一種對于歷史的追溯。”

在中國地質大學（北京）任教的邢立達，與學生說得最多的是讓他們建立科學的精神、掌握科學的方式，“我怕他們迷醉在北京的燈紅酒綠中，希望他們真正地走上科學的道路。”

同時，他也將一些恐龍化石捐助給了他在潮州的中學，學校也專門設置了展臺來擺放這些東西，“學生們還是很感興趣的，至少喜歡恐龍的學生可以親眼看到這些充滿神秘感的中生代生物。”邢立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