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博介紹說,他所以撰寫《請拯救中唱保存的中華唯一的唱片母版文物庫與黨政有聲歷史文獻》,是依據2015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提出的國家政治安全、國家文化安全、國家信息安全等法規,為中唱公司保管的幾乎涵蓋中華有聲歷史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盜錄和損毀而擔憂。這位曾經于2005年獨立編著了中國第一部有聲歷史文獻巨著《中國電影百年尋音集》的資深音樂編輯,對中唱公司及其所屬各分公司版庫所藏母版有著深入地了解與研究,并拍攝過相關的幾部專題片,采訪過在世的數位中國唱片歷史的見證人。

凌博告訴記者,中唱公司與中唱勝利影音有限公司簽訂“項目委托協議書”后,中唱公司為此關停了自家運作8年之久的原有老唱片母版數字化工程項目組,將中唱公司全部設備提供以閻華為日方代表的中唱勝利影音有限公司,而該公司的工商局注冊期限僅至2015年4月23日。

凌博說,中唱勝利影音有限公司的所謂技術人員“既無專業技術操作履歷又缺乏基本音樂修養”,他們在整理歷史錄音母帶的工作中罔顧其珍貴性,或將珍貴原聲肆意降調,或以錄音母版膠帶的反面采集聲音,或整段刪節,或錯將大量音源資料胡亂歸類且對資料名稱張冠李戴。

正當權威媒體紛紛報道中唱公司啟動的“中華老唱片數字資源庫”項目取得顯著成效,中唱公司負責人對外宣布已經完成近20000條開盤膠帶母版的數字化采錄、完成金屬唱片母版數字化6000多面,凌博幾乎不敢相信,經中唱公司專業技術人員核定的由日方負責數字化的近20000盤錄音母帶完成品幾乎全部需要返工。

邢寶強多年來一直以中唱公司老職工的身份屢次向有關部門舉報他掌握到的本單位違法違規行為,他遞給記者十幾份舉報文字,其中有《我要問中唱領導干部你們有擔當嗎》一篇,材料開頭第一句就寫道“文化安全事關國家安全”。在他看來,中唱公司保存的13萬面金屬唱片模板和4.5萬條磁記錄母帶是民族和國家的瑰寶,不是誰都可以任性把持的。

據舉報人提供的線索披露,盡管中唱勝利影音有限公司已經因注冊到期被工商部門注銷,但是日方招募的全部工作人員被中唱公司悉數收編,繼續承擔中華老唱片保護工程的母版數字化工作,原日方管理人員的身影仍時而出現在保護母版工程的工作場所,而兩位中唱公司資深錄音師已被罷免驗收工作職責。驗收工作處于日方公司代表閻華原班人員相互自檢的狀態。

國家撥付資金逾億

原告在起訴書中提及被告在《中華民族的可移動文物為什么交給了日方?!》長微博中寫道:

“中唱領導以歷史錄音母版數字化工作向財政部申請一個億以上的專項撥款并獲得支持,如今一小撮掌握著權力的黨員干部,卻肆意將先輩們誓死保存的中華民族有聲文物拱手交給了日方,還附贈上億元的復制經費”。

據記者查詢獲悉,早在2006年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吳雁澤、韋廉、楊偉光、陳鋼、李谷一等近40位全國政協委員聯袂簽署一份《關于搶救和保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唱片歷史音源》的提案,提請政府有關部門關注并解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中國唱片歷史音源的搶救和整理。

提案依據中唱公司凌博等幾位音樂編輯反映中唱保存的包括中華有聲歷史第一張唱片在內跨越百余年的庫存唱片模版和錄音帶受到侵蝕的現狀,痛心疾首地呼吁搶救任務迫在眉睫,提議政府部門成立中國唱片博物館,將當年由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委托中唱代為保管的中華有聲歷史母版從中唱企業中剝離出來,并針對包括中唱公司保留的珍貴音源資料在內的全國有聲歷史資料實施搶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