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趨同并非意味著區域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的弱化,也并不一定就必然進入零和博弈階段。恰恰相反,產業結構趨同和區域分工深化是可以并存的。京津冀可以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推行產業協作,不斷深化區域產業分工,共同提升區域內產業的競爭力

2月6日是《“十三五”時期京津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印發實施一周年;同時,2017年也是京津冀一體化建設實現三地在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升級轉移等方面取得突破等“近期目標”的關鍵年份。

實際上,交通一體化等“硬件設施”協同發展容易取得共識,但作為協同發展重要突破口之一的京津冀產業轉移與協作卻牽涉復雜的利益關系。比如,北京外遷的企業不少都是高污染、高能耗企業,在強化生態環境約束的今天,這些企業到哪里都是負擔,天津、河北承接熱情不高。加之,近兩年來的北京企業外遷,天津、河北承接背后都涉及地區之間的產業和GDP取舍,關系到京津冀省市的稅收、就業等行政指標,需要相關財稅政策、補償機制、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配套。因此,各打各的算盤也就在情理之中。

國內外產業結構的發展規律表明,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不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將日益提高,即出現產業趨同現象。具體到今天的北京、河北、天津,省市級地方政府都在汽車、電子核心部件、物聯網、高端智能裝備、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上發力,如此的產業結構趨同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京津冀地區產業協作與轉移的難度,陷入“你想發展的產業,我也想發展;你不要的產業,我也沒有興趣”的尷尬。

但是,產業結構趨同并非意味著區域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的弱化,也并不一定就必然進入零和博弈階段。恰恰相反,產業結構趨同和區域分工深化是可以并存的。近幾年,在產業趨同的大背景下,產業分工出現新特點,即向產業鏈分工方向發展,這是一種更為細致和發達的產業分工形態,產品生產過程中不同的工序和區段、環節被拆散到不同的區域進行生產。以美國城市為例,近年來,部門(行業)的專業化不斷弱化,但其在管理和生產方面的功能專業化卻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深化,即大城市經營管理職能不斷強化、中小城市生產制造功能逐步強化。

其實,我國也出現了產業結構趨同和區域分工深化并存的現象。比如,浙江省紡織服裝業85%集中在紹興、寧波、杭州、溫州、湖州等地,產業內分工和專業化進一步明確,寧波側重男裝、溫州側重休閑服、杭州側重女裝、湖州側重童裝,面料則在紹興。區域分工的深化,使區域產業的競爭力大幅提升。

有鑒于此,京津冀地區產業協作不能簡單地停留在北京企業外遷,必須要走深化區域產業分工的路子。北京、天津、河北的經濟存在較大差異,也為深化區域產業分工提供了廣闊空間,可以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推行產業協作,不斷深化區域產業分工,共同提升區域內產業的競爭力。唯有如此,才能實現京津冀“共贏”,而不僅僅是北京“甩包袱”。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 盤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