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再多“假離婚”的倫理學問題，都抵不上這些人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盤算。

制度經濟學家諾斯在分析哪種制度能促進或妨礙經濟增長時，用了“生產性努力”與“分配性努力”的概念。前者是將精力投入到生產中，著力把“蛋糕”做大；后者則是只顧著分“蛋糕”。在他看來，當更多人都不愿將努力放在生產上，而是用在分配上乃至投機上，對社會必然是壞事。

這也可以用來解釋“工作”跟“假離婚”：多數人正常上班做的也是“生產性努力”，而“假離婚”顯然也是投機中的一種。當努力工作多年的收入可能都比不上一次“假離（結）婚”的收益時，它又能產生怎樣的導向？

就像一旦“嫁個富二代，少奮斗10年”成了普遍現實，那很多人可能也就不愿靠自己打拼完成財富原始積累；一旦在北上廣買房比創業開公司更賺錢，那有些公司就寧愿“棄殼保房”那樣，如果工薪階層工作多年還不如人家“靠房吃房”、靠假離婚所賺到的，如果階層逆襲無法靠努力工作而得靠“假離婚”之類的手段，那許多人難免懷疑奮斗的價值何在。

老早前，曾有新聞說，有男子靠街頭碰瓷“發家致富”。但誰都知道，碰瓷即敲詐，是非法手段，在法治語境中，碰瓷訛詐不該成應有的致富手段。“假離婚”也一樣，也難言合法，當它成為資產增值手段時，一定是這個社會哪出了問題。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努力工作的人應該比一個投機者有更多機會；在一個良序社會，奮斗比“假離（結）婚”等途徑更應成為資源獲取渠道。可以肯定，一個合理的樓市調控體系，不應該制造出“單身”或已婚者歧視、誤傷剛需人群，不應該誘導更多人用不合情理的“假離（結）婚”去鉆空子、避風險。

不單是樓市調控，各方面政策都是這樣，不應制造“偏門取代正道、劣幣驅逐良幣”的取向，也不應存在“假離婚=增加N年收入”的魔幻現實主義情景，而應關照復合的公平訴求。（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