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 張茉楠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勢頭仍然脆弱,全球貿易和投資低迷,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波動,引發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矛盾遠未解決。一些國家政策內顧傾向加重,保護主義抬頭,“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作者認為,“逆全球化”對于積極倡導全球化、主張構建“包容性”發展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挑戰,但更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性機遇。中國需要推動新一輪全球化,以全球價值鏈重塑為契機,全面提升國家的產業結構競爭力,也需要更好地貢獻治理理念和治理規則這樣的公共產品,來創造新的全球化凈收益。

全球面臨以強硬保護主義和資源要素流動壁壘為特征的“逆全球化”挑戰

當今世界是一個充滿動蕩、新機遇與新挑戰層出不窮的世界,也是一個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深度調整的世界。就本質而言,建立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過全球化獲取超額資本收益的全球跨國資本及其精英階層,成為對全球化擔憂的主體,更加傾向保護主義。

應該說,近幾年“逆全球化”風潮愈演愈烈在全球范圍內不乏其基礎。在一些發達經濟體和成熟的工業化國家眼中,發達經濟體內部逐漸失去競爭優勢的產業不斷向國外轉移,造成本國產業空心化趨勢。這些都使得以傳統農業和傳統制造業為代表的“舊經濟部門”利益受損,部門內出現利潤下滑和失業率增加現象。

而一些發展中經濟體和后發國家則認為,以美國為代表的消費國和以中國為代表的大部分生產國,在這一全球分工結構中都獲得了較大部分的實際利益。消費國得到了全球供應的廉價商品,生產國則實現了產能、技術、資本的積累和勞動力素質的提升。但更多依賴資源出口的資源國和價值鏈低端的生產國實際上并未享受到這種紅利,主要表現為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增長低迷、資源透支、效率低下、產業不振等問題。

受此影響,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特別是全球需求的萎縮和增長低迷導致全球存量市場資源進一步收縮,在經過長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貿易推動的經濟增長之后,各國政府在經濟困難時期越來越多地尋求保護本土產業。近年來出現的包括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分離主義在內的“逆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現象,不僅影響了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與合作,也導致全球貿易增長遇阻。WTO的一項統計研究表明,WTO成員國自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就已經推出了2100多項限制貿易的措施。

我們不禁要問,現在全球的問題真的是全球化導致的危機嗎?“逆全球化”、重歸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就可以解決當前的問題嗎?事實證明,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已過去9年,但全球并未真正從危機中走出來,而愈演愈烈的保護主義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長期以來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國際貿易年均增速為世界經濟增速的1.5倍甚至2倍,而現在這一引擎卻開始嚴重放緩、停滯甚至面臨“熄火”風險。根據全球貿易增長報告,1990年至2007年全球國際貿易增長6.9%,2008年至2015年平均增長約3.1%,過去一年,全球貿易增長降為1.2%,今年WTO也將貿易增長預期由2.8%下調至1.7%,貿易對GDP的創造效應大大下降。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如此低迷的全球貿易增速在過去50年里僅遇到過5次,分別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正好對應著經濟危機期間),然而這一次卻是連續4年低于3%的水平。

“逆全球化”為全球結構秩序重構帶來一次重大變革機遇

事實證明,用保守思維應對開放的世界注定是違背歷史潮流的。本世紀以來全球經濟體系出現新變化,其主要特點就是全球價值鏈模式下中間產品貿易增多,全球生產由跨國投資驅動,服務貿易對生產網絡的運轉發揮重要作用使其早已成為全球化發展的核心驅動力量。當前,國際分工越來越表現為相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內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的多層次分工。國際分工的范圍和領域不斷擴大,逐漸由產業間分工發展為產業內分工,進而演進為以產品內部分工為基礎的中間投入品貿易(稱“產品內貿易”),從而形成“全球價值鏈分工”。

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時代,全球經濟體系與其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區分,不如以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來劃分。全球生產和貿易模式正從最終品貿易轉向價值鏈貿易。在新的國際分工和全球價值鏈模式下,產品流動尤其是中間產品的跨境流動,實質上是參與全球生產的一個過程和流轉環節。全球價值鏈革命造成中間品貿易在國際貿易中迅猛增長,這意味著與傳統意義上的所謂“外需”已截然不同,在這種新價值鏈模式下,產品生產已具有“世界制造”的意義,“世界制造”正取代“美國制造”“德國制造”成為新的大趨勢。

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國產業結構必須在與其他國家產業結構互聯互動中進行,在互利共贏中實現動態調整和升級,也因此才能獲得資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全球共同發展的紅利。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環節,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間品貿易大國,對全球貿易存在巨大的貿易創造效應。這意味著中國不但沒有壓縮,反而給其他經濟體創造了更多的貿易機會。中國既是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利化的參與者和受益者,更是貿易全球化的直接推動者。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數據,從2009年至2015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每年都在25%以上,且中國出口占全球的份額已上升至13.8%。

近年來,中國積極推進包括全面開放戰略和“一帶一路”“亞太自貿區”等在內的全球化進程。與之相反,2008年之后,一方面,美國舉起保護主義大旗(數據顯示,2015年美國實施貿易保護措施624項,為2009年的9倍。其中,美國采取90項貿易歧視措施,位居各國之首,成為限制貿易自由化最激進的國家),另一方面,美國大力實施“本土化制造”,但美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依舊徘徊不前(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數據,2008年以來,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速滑落到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美國勞工部的數據也顯示,其非農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自2015年四季度以來已連續三個季度下滑。2007年至2014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率僅為0.5%,遠遠落后于1995年至2007年間1.4%的水平,這意味著“回歸本土”戰略對提升經濟產出和要素效率并未產生實質性影響)。

毋庸置疑,當前全球政經格局正處于前所未有的新調整期,其間發生的沖突與博弈正是這一變化的突出表現。從根本上說,商品、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是全球化繁榮的基礎,一切阻礙這種要素自由流動的行為都無異于是對全球化的巨大挑戰。因此,當特朗普逐步兌現他在競選時宣揚的修筑邊墻、撕毀貿易條約、大幅提高關稅等“承諾”,并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大旗時,注定全球范圍內的摩擦、沖突、碰撞將前所未有。

這對于積極倡導全球化、主張構建“包容性”發展的中國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挑戰,但更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性機遇。中國需要推動新一輪全球化,以全球價值鏈重塑為契機,全面提升國家的產業結構競爭力,也需要更好地貢獻治理理念和治理規則這樣的公共產品,來創造新的全球化凈收益。從這點來講,“逆全球化”沖擊既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但也可能為全球帶來一次重大變革機遇。在全球結構和秩序重構過程中,那些真正符合未來發展趨勢的潮流和規則以及價值主張,才是最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