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照片和圖像資料所反映的史跡和文物，經歷百年的時代巨變，有很多現在已經不存，或者損壞，或者改變樣貌。因此書中的照片圖像已然成為保留這些史跡和文物物質樣態的唯一材料，其珍貴性自不待言。

20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日本學者繼西方學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國各地進行各類調查，并因此留下了許多調查報告和大量的圖像（包括繪圖和照片）資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學家常盤大定和建筑史學家關野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跡》（新版更名為《中國文化史跡》）。該書中文全譯本日前由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纂，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新書出版座談會于6月8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召開。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認為《中國文化史跡》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遺跡的“定格”，它為當時的中國學界，提供了中國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與初步研究。書中照片和圖像資料所反映的史跡和文物，經歷百年的時代巨變，有很多現在已經不存，或者損壞，或者改變樣貌。因此書中的照片圖像已然成為保留這些史跡和文物物質樣態的唯一材料，其珍貴性自不待言。

日本學者考察中國留下晚清民初史跡影像

在清末民初中國時局動蕩期，許多來自歐美和日本的探險家和學者相繼來到中國，進行歷史文化遺跡的調查和發掘活動，并因此發現了著名的敦煌遺書和居延漢簡。這些探險家包括瑞典人斯文·赫定、喜仁龍，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德國人李希霍芬等。

日本明治時代以后，尤其是20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在日本政府和財團的支持下，日本學者繼西方學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國各地進行各類調查，并因此留下了許多調查報告和大量的圖像（包括繪圖和照片）資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學家常盤大定和建筑史學家關野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跡》（新版更名為《中國文化史跡》）。

1918年至1924年，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組織田野調查團，在中國的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山西、陜西等地從事文化史跡調查工作，借助照片、圖解和文字記錄了晚清民初中國文化遺跡保存與變化實況，編著了十二卷以圖片為主的大型圖錄《支那文化史跡》。日文初版曾于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由法藏館陸續印行，共1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