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小傳

王戰 上海市社聯主席、教授,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上海市委副秘書長、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成果有《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上海》《九十年代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研究》《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修訂咨詢研究報告》《上海世博會主題研究》等。

在中國改革之前,蘇聯改革了,匈牙利改革了,波蘭改革了。為什么這些國家的改革最終都沒有成功?因為它們是封閉的改革,不是開放的改革,沒有真正引進市場機制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中國經濟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外界對此很關注。下面,我想圍繞中國改革開放和“一帶一路”倡議作一些梳理,并談談個人的理解和體會。

從自己的“一帶一路”做起

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5年來,我跑了將近30個國家。在這些國家,常被問到兩個問題:第一,為什么有著13億人口的中國,可以保持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第二,為什么中國要提“一帶一路”倡議?

我想先回答第二個問題。有人問我,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政治動機是什么?我給出的答案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從自己的“一帶一路”開始做起的。

1978年,鄧小平同志提出建立深圳特區。此后花了10年時間,我們建立沿海經濟帶,包括14個港口城市的開放和5個經濟特區的建立。沿海經濟帶的延伸,就是今天講的海上絲綢之路。

到了1990年,鄧小平同志又提出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從浦東開發開放以來,差不多也是10年時間,長江經濟帶進一步發展起來。長江經濟帶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之一,長江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條有著2000多公里內河航運的大河。長江經濟帶往西延伸,就是現在講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即從中國新疆一直到歐洲這條線。

因為這樣的“歷史巧合”,所以我們可以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一帶一路”倡議結合起來。接下來,就可以進一步梳理和分析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十個“竅門”。其中,有六個“竅門”對相關國家的發展有參考價值,另外四個可以直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借鑒。

我從經濟發展角度介紹的這十個“竅門”,可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為什么會成功的十條經驗。現在,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世界經濟處于相對衰退期。這一過程中的發展,特別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怎樣發展,需要結合各自的情況作具體分析和研究。

讓老百姓的購買力強起來

第一個“竅門”是理論創新。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現在大家對這句話可能習以為常了。但當年講出這句話可不簡單,因為關系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的問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說:你們不要爭論,因為中國現在還不是馬克思講的那個社會主義,而是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然是初級階段,那市場經濟中的很多東西就可以用,同時我們也堅持了社會主義原則。

有人提出,中國現在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其實是一個錯誤理解,沒有考慮到中國最基本的土地制度。中國的土地是屬于國家和集體所有的:在農村,我們的土地不是私人的,而為集體所有;在城市,我們的土地是國家所有的。這一點,40年來沒有變過。所以,從基本的生產要素角度來看,中國現在堅持的還是社會主義,依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充分發展了的社會主義。

類似的理論創新還有很多。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乃至今天的繼續發展開辟了一條大路。

第二個“竅門”是人口紅利。

1949年以來,中國人口生育率是很高的。到上世紀70年代后期,這些人的年紀差不多是二十幾歲,所以中國當時享有很大的人口紅利。現在,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年輕勞動力也很多,但它們還少了一條,那就是中國后面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在一段時間內帶來老人扶養系數的減少。于是,計劃生育政策和年輕勞動力多疊加在一起,使中國的人口紅利效應倍增。

現在,人口紅利在中國有逐步減少的跡象,用什么來替代呢?那就是,要把我們的產業升級成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此外,中國還有一個優勢,那就是我們的東部、中部和西部發展處于不同階段。當東部勞動力成本偏高的時候,中西部還有很大發展機會。

第三個“竅門”是中國農村特有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中國農民有了勞動的積極性、生產的積極性。此前,中國搞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在這一制度下,很多農民不愿意干活,因為看不到勞動成果怎么歸自己。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土地是集體的,但30年的使用權交給農戶; 生產的東西上繳集體之外,多出來的那部分是自己的。

一些外國學者不明白,這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什么意義?意義很大。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5年間中國農民的收入就有了顯著增長。中國有10億農民,如果每個農民一年增加幾百元收入,市場購買力就隨之增強。有了市場購買力,工廠就會加緊生產并開始盈利;工廠盈利了,就要對設備進行更新,重化工業發展也就有了基礎。

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改革起步的,農村改革使中國人有了貨幣購買力。這給今天帶來的啟示是,“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要發展,就必須讓本國老百姓富起來。

各類園區對接外資企業需求

第四個“竅門”是開放和改革。

大家一直講改革開放,這里為什么要倒過來講開放改革?實際上,我們是通過開放來促進改革的。比如深圳,它首先是因為開放才帶來了改革。深圳離香港很近,它的開放很容易把市場機制引進來,由此來推動改革原來的體制。

進一步引申,中國改革為什么會成功?在中國改革之前,蘇聯改革了,匈牙利改革了,波蘭改革了。為什么這些國家的改革最終都沒有成功?因為它們的改革是封閉的改革,不是開放的改革,沒有真正引進市場機制。

進一步來看,中國的改革沒有在全國一下子推開,而是從沿海港口城市試點開始,從開放開始促進改革。這樣一來,就容易找到市場參數。也就是說,可以用市場績效來衡量改革成功與否。實踐反復證明,改革涉及利益關系的調整,必須借助市場機制的力量。

從大環境來說,我們也成功地趕上了世界經濟發展較好的時代,即世界經濟長周期的一個繁榮期。怎么解釋繁榮期?戰后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很多產業,最早是在發達國家做起的,到成本競爭階段而不得不外移,這個時期正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好趕上了這個重要節點。

這里想提一點,今天美國說中國經濟侵略它。其實,搞研究的人心里很清楚,我們曾經有20多年對外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如“兩免三減半”,即兩年免稅、三年減半征稅。我們對外資企業的稅從來就沒有超過20%。正是因為這樣的優惠待遇,很多外資企業在中國形成了產業鏈。

對中國來說,對外開放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2.7億人口從農村來到城市,農村的規模經營也有所擴大,城市里的消費同樣快速增長。但是,如果和跨國公司來比較利潤,我們得到的其實并不多。可見,中國的對外開放是讓大家共贏。所以,我不知道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怎么得出“中國侵略了美國”這樣的結論。

第五個“竅門”是園區模式。

40年間,中國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園區。從最早的特區到經濟技術開發區,再到后來的工業園區、出口加工區、保稅區、高新技術園區……可以說,中國城市的發展、制造業的發展是依托園區在發展的。

在近年來的考察中,我發現“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也有很多園區。為什么發展中國家最初引進外資的時候都要搞園區?這是值得研究的。當然,它并不意味著所有地方搞園區都會成功。從經濟學的定義來說,園區是一種簡易的城市化模式。中國在1978年的時候,城市化系數是18.6%,即100個人中只有18.6個人住在城市。上海當時的城市建成區大約居住1100萬人口,但中心城區只有150平方公里。大量外資要來設廠,需要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配套。不可能憑空造一個城,最可行的辦法就是建造園區。園區里面規劃好道路、水電,以此來滿足外資企業的需要。

非均衡發展形成好的示范

第六個“竅門”是允許國有土地、集體土地轉讓使用權。

大家如果對中國的發展有所了解,就會發現有一個現象比較奇怪:197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為什么有錢去投資、去建設?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允許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可以有償使用。這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學習的。

前幾年有個估算,從土地有償轉讓中,中國一共得到了30萬億元的建設資金。最好的案例是浦東開發開放。當時,中央沒有給上海多少錢,而上海每年還要交出去120億元,所以上海本身也沒有多少錢可以投到浦東新區的建設中。浦東新區的建設和深圳特區的建設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深圳一開始是小漁鎮,人口只有20萬,不需要向中央交出部分財政收入。那么,浦東開發開放的第一筆錢從哪里來?廣東是財政優惠政策,而上海用的是金融政策,其中第一筆本金的來源就是土地批租。

此后,上海逐步成立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外匯交易市場、黃金交易所、鉆石交易所、石油交易所等,金融要素都集聚在上海,就把金融逐步發展起來了。所以,上海現在成了金融中心。

第七個“竅門”是非均衡發展模式。

通俗地講,就是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人的發展。中國最早的發展是從東部沿海開始的,因為相關區域的開放條件最好、運輸成本最低;東部發展了,再帶動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發展。這對今天“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們可以從最有條件、安全性好、經濟成長性好、經濟位置比較重要的國家和城市先做起來,形成好的案例和示范,繼而推動整個“一帶一路”的建設。這也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

當今世界,不能靠打貿易戰乃至戰爭來解決問題。這只會讓人民的生活越來越艱難。中國的發展不只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問題,同時也帶來了世界經濟的繁榮。我們真誠地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帶動亞歐腹地乃至整個區域的發展,進而為世界經濟帶來新一輪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