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日本最近一次鯨的消費高峰期是在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戰后的日本經濟崩潰,民不聊生,鯨肉一度大大緩解了日本的糧食危機,是戰后日本人主要蛋白質的供給源。日本國民對鯨肉的實際依賴一度達到70%,時至今日,鯨在日本人心目中仍然有著其他魚類所不可取代的地位。周永生表示,盡管86年以后禁止商業捕鯨,但實際上日本暗地當中的市場一直沒有斷絕對鯨肉的售賣。

另有分析稱,政治理由或是日本捕鯨不能明說的真正目的。日本人對于鯨肉的需求逐年下降,對于捕鯨的堅持不再吃和文化,重要在于博弈。對于極其依賴漁業的日本來說,捕鯨是他們研究觀察控制海洋漁業的棋子。主張南極捕鯨權主要是出于政治訴求,堅持日本沿海的捕鯨,也大致同。另外周永生還給出了這樣的分析:“日本漁業方面的協會,在政治當中像日本農協一樣,影響勢力比較大。自民黨要買他們的帳,這樣他們可以在選票上支持自民黨,為自民黨投票。“

日本國內輿論:“退群”之舉可能會影響捕鯨以外的領域

如果日本此次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預計將能重啟商業捕鯨,但也同時意味著,日本將無法進行以加入國際捕鯨委員會為條件的南極海域科研捕鯨。此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鯨魚管理要通過國際機構開展活動,因此,日本也需要就相關應對進行說明。對于這樣的“退群”打算,綠色和平組織等國際社會多方在第一時間提出了批評質疑,在日本國內,反對聲同樣也不小。有聲音認為,“退群”帶來的負面影響,將波及日本的國際形象。

央視駐日本記者李衛兵介紹:“針對日本已基本決定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日本國內有輿論就認為,這種為重啟商業捕鯨而采取的強硬措施將在國際社會飽受譴責,而且其負面影響也可能會波及捕鯨以外的領域。本來在二戰之后,日本幾乎沒有退出國際組織的先例,但這次如果強行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將給國際社會造成日本輕視國際組織框架的印象,從而對日本力推的自貿區建設多邊談判以及捕鯨之外的水產相關磋商等帶來負面影響。另外日本政府方面也有慎重意見,認為是否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不能倉促行事,必須考慮好退出后的一系列應對措施。那么其中就有一個問題是,日本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簽署國,那么這一公約規定經營管理必須要通過國際機構來進行,因此會產生日本繼續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也不能立即重啟商業捕鯨的可能性。”

另據國際捕鯨委員會規則,如果希望明年退出,日本需要在1月1日以前正式通知委員會退出決定,以便明年6月30日終止成員資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