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一種不好的風氣,導致隨禮返貧、因婚致貧屢見不鮮。熱衷“窮講究”,最終“講究窮”。鄉風異化不僅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違背,甚至成為農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負擔

● 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婚喪大操大辦和有悖家庭倫理、社會公德的做法

● 政府應引導村民自下而上地參與協商,通過村民民主協商形成相關制度,讓大家自愿遵守,這樣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 本報記者 趙 麗

□ 本報實習生 程雪涵

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門的禮金、節節攀升的彩禮……近年來,部分農村地區出現一種不好的風氣,導致隨禮返貧、因婚致貧屢見不鮮。熱衷“窮講究”,最終“講究窮”。鄉風異變不僅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違背,甚至成為農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負擔。

6月24日,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說,根據農業農村部駐村調查發現,當下農民消費第一支出為食品,很多農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禮金,超過看病支出。韓俊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婚喪大操大辦等做法。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業內專家認為,應充分發揮農村基層組織自治力量,輔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讓好家風、新鄉風由部分地區的小氣候變成全社會共同遵循的大氣候。

禮金名目五花八門

金額標準不斷攀升

據韓俊介紹,我國農村正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1995年農村常住人口達到峰值是8.6億人,去年農村常住人口只有5.6億人,20多年來減少了3億人。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過程中,各種思潮沖擊交匯、傳統的價值觀念不斷遭到沖擊解構。現在農村在鄉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問題,一些地方紅白喜事大操大辦,攀比之風盛行。

這樣的問題對于張元(化名)來說,早已變成苦惱,甚至上升為家庭矛盾。

出于各種考慮,在北京打工的張元今年春節沒回皖北農村老家過年。但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節前回去了一趟。

“回去一趟,一萬多元沒了。”張元舉起右手,伸出一個手指頭。除了給父母5000元外,其他的錢全部隨了人情。

4個晚輩趕在春節前結婚,每人隨禮2000元;其他鄉親結婚宴請,每家一兩百元;有生孩子的、蓋新房的、給老人祝壽的等,看親戚關系遠近,每家一兩百元。

同樣為此苦惱的還有家住山東的王平(化名)。

“從以前到現在,這些人情禮金已經從婚喪嫁娶、金榜題名等大喜事,演變到幼兒滿月、小孩升學、住址搬遷等瑣碎雜事。我聽同事說,有的農村貧困地區,夫妻離婚、外出青年工作者異地買房等情況也在請客收禮。”王平告訴記者,他每年都要給父母一些錢用于人情禮金,今年已經給了父母8000元。

不少受訪者向記者吐槽,很多農村地區的人情禮俗消費以贈送禮金為主要形式,且金額標準逐漸攀升。

“20世紀80年代,農村碰到重要的紅白喜事,一般都是送點日常用品或者雞蛋、白砂糖、罐頭等實物,鄰里一起出出力幫幫忙,那時候很少有人出禮,而且出多出少也沒有固定標準。現在,人們的收入高了,都愿意出現金而不是送雞蛋和幫忙,而且包現金更有面子。如今,農村地區人情禮俗交往中贈送禮物的現象幾乎消失了,基本變成贈送禮金這種形式,而且禮金標準也在不斷增加,平均金額差不多都要200元至500元左右,關系相對緊密的親友禮金標準要千元以上至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張元告訴記者,很多時候,人際關系的親疏程度與禮金金額的多少掛鉤,并且普遍堅持“回禮金額”比“收禮金額”多的原則,“好像就是以此來充分表達對親友的感激之情,導致禮金標準不斷提高”。

不僅如此,隨著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生產方式的轉變,農民的人際關系和交往范圍逐漸擴大,人情禮金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

張元回憶說,小時候,家里的人情禮金一般在親屬、鄰居和朋友之間,后來逐漸增加了工友、同事、生產經營合作伙伴等,“這些關系主體都被納入日常人情禮俗交往范圍,導致農村人情禮俗消費支出的機會大幅增加”。

不少受訪者普遍反映現在“隨禮”的次數相比以前增加了太多,有時一天要接連參加多個禮事活動,分別隨禮,而且很多禮事是自己不情愿參加的,但考慮到今后在人際交往中可能會受影響,只能無奈參加。

傳統面子隱性作祟

人情味蛻變人情債

“鄉村要有人情味,但是這些名目繁多的人情禮金讓農民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債。”韓俊在會上介紹。

既然日益攀升的人情消費已經讓農民不堪重負,那么這一現象為何反而愈演愈烈?

全國農村區域發展建設委員會秘書長、福建農林大學農村區域發展系主任劉飛翔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很多人把人情禮金當成一種“面子文化”,面對人情往來時,有些貧困戶也會拿出很大金額的禮金,而貧困戶本身就是在經濟上接受國家的贊助支持,“卻又不得不用維持生活的錢去應對人情世故,被傳統的面子所困擾”。

王平曾請求父親,有些宴請可選擇不參加,但父親認為“不去不行”因為“鄉里鄉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再說,希望給你們后輩留個好人緣”。王平父親這樣的想法在農村很有代表性。

“很多時候,這種人情禮金往來是在表達對他人的情感,增強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的情感。在農村,這一點更重要。禮金的一來一回,能夠更好地塑造農村社會中融洽的社會關系網絡。”王平說,很多人更愿意把這項人情消費看作一種隱性“投資”,期望收回的不僅是金錢,更有金錢背后的情感和以此維持、拓展的社會關系網絡所帶來的收益。人情往來不僅能完成鄉土社會對道德義務層面的要求,維護自身的面子。更重要的是,通過人情往來帶來縱橫交錯的社會資本。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中國農村社會學會副會長朱啟臻對記者說,人情禮金本是我國傳統文化,是人際交往的有效渠道,但最近這些年隨著觀念的泛化,它帶來了很多問題。第一,加重了人們的負擔;第二,帶壞了社會風氣,有些地方禮金的名目很荒唐,有的地區,人每滿十歲就要舉辦生日等慶祝活動,宴請賓客,“大家都這么做,徹底影響了風氣。背離了人情禮金的初衷,完全變成一種相互斂財的途徑”;第三,一些有權力的人利用人情禮金獲取不正當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人情禮金已經不再具有進步的文化意義了,反而變成家庭負擔和社會負擔,所以需要整頓。”朱啟臻說。

正因如此,韓俊提出,鄉村振興是全面的振興,鄉村是不是振興,要看鄉風好不好。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天價彩禮、鋪張浪費、婚喪大操大辦和有悖家庭倫理、社會公德的做法。

不過,劉飛翔也對記者分析,對于農村的人情禮金問題不能簡單、片面地去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這種民風是幾千年鄉村文化的演變。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尤其對鄉村來講,更是一個熟人社會。要看到人情的存在對過去幾千年鄉村發展的意義,這是一種習慣的力量,傳統的力量,約定俗成的力量,維護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力量”。

發揮黨員示范效應

引導村民民主協商

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全面推行移風易俗,整治農村婚喪大操大辦、高額彩禮、鋪張浪費、厚葬薄養等不良習俗。依靠群眾因地制宜制定村規民約,提倡把喜事新辦、喪事簡辦、弘揚孝道、尊老愛幼、扶殘助殘、和諧敦睦等內容納入村規民約。

韓俊分析稱,《指導意見》里的政策導向非常清楚,分別從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價值核心價值觀,實施鄉村文明培育行動,發揮道德模范的引領作用,加強農村文化的引領等四個方面,對這項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但在劉飛翔看來,人情禮金在鄉村熟人社會環境中,可以維護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果直接嚴厲禁止、搞一刀切,在某種意義上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斷裂。

朱啟臻也認為,徹底地強制禁止其實并不可取,“因為很難劃清界限。正當的禮尚往來和惡俗的人情禮金很難徹底劃清界限,因為這二者間沒有明確界限。從監管來說,監管人情禮金也存在一定難度”。

“對于人情禮金問題要引導,而不是簡單否定,要看它對過去傳統鄉土社會的價值。政府應該扮演引導角色,如針對愈演愈烈的鄉村紅白喜事,通過村規民約、道德勸說、樹立標桿等去引導。從村干部做起,從黨員做起,發揮示范效應。”劉飛翔建議。

不過,韓俊也直言,要約束攀比炫富、鋪張浪費行為,并非通過發文或開會就能解決。一些地方可在政府引導下,農民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制定村規民約,把一些約束性強的措施寫入村規民約。有些地方建立了村莊紅白理事會、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等,都是一些群眾性的自治組織。通過以上措施,較好地解決了相應的問題。

“希望政府能引導村民,自下而上地參與協商,通過村民民主協商形成相關制度。通過大家普遍認同的方式,將其變成一種制度和規矩,讓大家自愿遵守。這樣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劉飛翔說。

“針對人情禮金的約束,需要慢慢來,做好引導與宣傳,讓大家感覺到,這種攀比不是越高越好。攀比不是好現象,但也不要取締它,有的地方可能就采用一刀切的辦法。新事新辦,移風易俗就是消滅風俗。還是應該通過創新教育宣傳,讓相關文明逐漸發生好的變化。”朱啟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