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9年生人，比新中國小10歲。不知是機緣還是巧合，總之在過去近40年時間里，我一直在和銀行打交道，從銀行最基層的崗位做起，陪伴著新中國金融業一路走來，見證她的成長，也深知其改革潛力。

我最早在中國人民銀行工作，后來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責，我就到了中國工商銀行工作。再往后，我在中投公司、招商局集團都工作過。2017年底，我到中國光大集團任黨委書記、董事長。

身份在變，職務在變，但有一點是不變的，那就是我對金融業的看法。我認為她作為服務業，要用專業的服務成為百姓的金融“服務員”，不管柜臺高低，都不能擋住服務客戶的真情。

來光大之前，我一直覺得光大很神秘——她不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也和政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1983年，根據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光英的建議，國務院決定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再打開一扇窗口，光大應運而生。而當我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并到光大上班后，我發現我們的辦公樓和全國政協禮堂只隔了一條馬路，這種隨時可以被見證的歷史厚重感，其實也讓我們感受到了壓力——這是一份以自身能力回應時代需求的責任。

在來光大集團上班的第一天，我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參加所在黨支部的組織生活會時了解到一個情況，在光大有一群執著的人在做著執著的事，執著的人是光大云繳費平臺的員工，執著的事是搞線上便民繳費業務，這項業務投入大、見效慢，短期內不能為集團貢獻利潤，所以即使一個集團、一個銀行里的大多數同事都不能理解他們，也不能理解為什么在多任領導的“接力棒”傳承中，這項工作偏偏能夠延續下來。

而這群人，我能理解，他們做的這件事，我充分認同與支持。

現在說起金融，很多人會談到普惠。事實上，在30、40年前，中國的銀行業在服務能力和服務態度上，和現在是有差距的。那時銀行的柜臺很高，業務很單一，除了賣國庫券，銀行柜員最忙的時候可能就是工廠企業發工資的那幾天，他們需要幫助百姓把錢存起來，同時給需要貸款的企業發放貸款。后來，隨著改革開放步伐不斷加快，百姓對金融服務需求也多元化起來，從最開始的存貸匯，到后面的外幣兌換，再到后來的理財繳費，特別是繳費業務，以前到了繳水電費的時節，銀行大廳常常排起繳費的隊伍。那時我就想，要如何做，才能讓我們的銀行把繳費服務這件事做得更到位，讓這條排隊的“長龍”消失。

但這件事做起來何嘗容易。我國有約14億人口，約4億戶家庭，約4000萬左右的注冊企業。今時不同往日，大家的繳費支付維度外延無限伸展。如果所有繳費都去銀行，我想恐怕每個窗口外都會是一條“長龍”，但如果逐步把線下繳費的大網搬上線，其工作量是巨大的，但其對銀行這個金融“服務員”而言，有著別樣的意義。

內蒙古自治區，從蒙東到蒙西，直線距離2400公里，很多跑長途的司機出現了違章駕駛記錄，必須要開很長時間的車才能找到一個交通違章處理網點。有一次，我們的員工到自治區里一個交通違章處理機構跑業務，動員他們把業務上網，這個時候，一位剛剛被車主批評過的工作人員跑過來和他們的領導建議，一定要把這樣的服務放在網上，否則在他們的營業廳，每天都會有因為排隊沒繳費成功而鬧情緒的車主。

這只是線上繳費的一個案例，還有很多繳費業務，其實都可以搬到線上去付。當然你會說，線上看得見摸不著，金融“服務員”干得好壞誰能評價？我認為，其評價標準之一，是百姓生活的便利度。

聚焦繳費業務本身就是苦差事，在很多銀行或者金融集團，繳費業務都是眾多金融業務中最不顯眼的，我們要把她做成“主菜”，就必須承受蜀道之難。為了將分散在各地的繳費項目集中上收至總行，需要克服從省級延伸至市縣鄉，不同地區、不同項目、不同的交易時間、不同的系統架構、不同的數據標準等一系列業務和技術難點。這就要求我們的員工必須一家一家跑收費單位、一項一項地改造對接，這一干就是十年。好在，所有的路都不白走，所有的努力都算數。截至目前，光大云繳費業務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年繳費用戶達2.8億戶，提供便民繳費項目近6600項，覆蓋了全中國絕大多數水、電、燃等公共便民繳費服務。

未來，可以預見，金融與前沿科技的深度整合將是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力。但無論是科技引領，還是回問初心，我們這些金融人始終要把自己定義為“服務員”，為百姓更美好的生活，做好服務。（口述/李曉鵬  整理/本報記者 崔呂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