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張新科

文學總是與人聯系的，古今中外無數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表明，文學史其實就是一部發現人性、表現人性和豐富人性的歷史，同時又是一部人性之“常”與人性之“變”的斗爭史。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透過茫茫塵埃，略去浮光疏影，用心去感受文學世界里那人性的“常”與“變”，我們便會懂得為何文學作品會有如此永久的魅力。

人性之常——文學中的形而上

文學中的人性之“常”伴隨著人性之“變”出現在無數的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之中，尤其是那些憂生、憂世的作品中。《詩經》體現了中國古代人民的智慧，表現了古人的情感。然而，千年之后我們捧之讀之，卻依舊能為它所表現的情感所觸動，在我們心兒柔軟的琴弦上奏出一曲曲優美亙古的曲子。“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斯，雨雪霏霏。”這是人類普遍存在的一種時空感，不論是古代、現代，還是未來的人，都無法將它從生命中抹去，難怪孔子面對滾滾流水慨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東漢古詩“生不能滿百，長懷千歲憂”則體現了人類對生命短暫的憂愁，誰人能逃脫生老病死？誰人能疏離營營亂世？生命之渺小如“寄蚨蚴于天地，渺蒼海之一粟”。然而，也正是這種人生渺小、生命短暫激發了人類的動力，告誡著人們要珍惜生命、珍惜時間，這種感受古往今來絕不會改變——除非人類能夠永生、時間可以停止。

文學的人性之“常”還表現在人之情上：愛情、友情、鄉情和祖國情。馬克思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因此，人總是與他周圍的人發生這樣那樣的聯系，而這些聯系經過升華沉淀凝結為情。人存在，情便存在；人存在，文學便存在。文學中的情不會因時代的變革而改變，不會因為時間的長久而稀釋。它總是歷時彌新、歷久彌濃，深刻體現著文學中的人性之“常”。《孔雀東南飛》里的劉蘭芝和焦仲卿雙雙殉情的故事，我們今日讀來依舊不禁潸然淚下；《莊子·盜跖》中記載：“尾生和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后來這則故事發展成為戲曲《藍橋會》和《七世夫妻》，當我們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心中不是嘲笑尾生的愚昧呆板，更多的是感覺他的可愛和他對愛情的堅守；昆曲《孽海記·思凡》中妙齡尼姑色空因年幼時多病，被父母送入佛門，但她終因不忍“禪燈一盞伴奴眠”的寂寞，而撕破迦沙趁師父師兄不在而溜下山去，以及《牡丹亭》里人能為情死、亦能為情生的浪漫宣言，都表現了人們對人性中自然而然的愛情的追求和執著；《紅樓夢》更是一部人性史、人情史。

除此之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綸送我情”以及“高山流水覓知音”所表現的友情，“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所縈繞的濃濃鄉愁，“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臺灣”所抒發的愛國情......這些情都深深刻入歷史，也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上。莎士比亞對于“是生存，還是毀滅”的追問以及康德“浮士德難題”等等，也都體現著文學中的人性之“常”。

人性之變——文學中的形而下

文學作品中表現人性之“變”的例子俯拾即是，王國維所謂“一代有一代文學之樣式”就生動的體現了這一點。從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來看，它不僅僅體現了某種文體的發展與衰落，更體現了不同時代下人們對情感表達的不同需求。詩言志，一直被尊為中國古代正統文學，但隨著社會的發展，詩這種文體已逐漸無法滿足人們表達情感的需要，于是興起了字數相對更長、句式更為靈活的詞。詞源情，在重文輕武的宋代政治影響下，乃至后來宋朝的積貧積弱，深深壓抑了當時的文人，于是他們便借助詞來宣泄內心的情愫，或悲或喜，或婉約或豪放，成就了文學史上一代之樣式。到了元代，異族統治導致的民族壓迫與融合，文化的溝通，都市的繁榮，思想的活躍以及知識分子地位的下降，都為元曲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條件。明清時期，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產生，思想的萌動，城市的發展和文學市場化、作者大眾化等因素，則促進了小說這一文體的繁榮興盛。

不僅是文體變化，還有許多的文學潮流諸如建安風骨、盛唐之音以及各種文學復古運動，都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時期內發生的，體現了文學與社會結構、時代風貌的聯系。及至20世紀20年代，在文學革命活動的影響下，催生出“為人生”派的文學研究會和為藝術派的創造社，前者注重表現當時社會出現的問題，更注重社會性，連同30年代出現的普羅小說、左翼小說和社會剖析小說等都更注重政治性和功利性，重在人性之“變”；后者則更注重表現文學的藝術性，抒發人的真性情，連同30年代出現的京派作家如沈從文等，更具有非功利性/審美性，重在人性之“常”。除了中國，外國文學中中世紀教會文學對歐洲文學乃至整個文藝界的壟斷，使其具有鮮明的政治性，體現了文學與社會、政治的聯系。

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于千萬年之后探索人性深處薄如蟬翼明如鮫珠卻亙古永恒的隱微，于千萬里之外凝視時代舞臺上你唱罷來我登場的風云變幻。文學里的人性之“常”與人性之“變”總是互相交錯互相斗爭，卻又互相依賴互相促進，二者不能脫離彼此而單獨存在。的確，“歷史從來不是在溫情脈脈的人道牧歌聲中前進，相反，它經常要無情地踐踏著千萬具尸體而前行。”［2］但是，前行之后呢？——我們聽到的依舊是閃現人性之光的人性之歌。因為，“變”卻正是為了“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