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時進（蘇州大學特聘教授）

編者按

家族文學研究是近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其豐碩的成果既拓展了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也深化了我們對文學生產過程和規律的理解。本期所刊發的文章，主要圍繞家族文學中的“家學”這一主題展開。《家族累世婚姻與文學“濡化”》一文在“濡化”理論的提示下，集中討論文化家族間的累世婚姻現象對家族文學人才的成長與家族文學發展的影響，指出累世婚姻在廣度和深度上改變了家族文學格局的同時，進而認為累世婚姻背景中家族文學存在著承與變的復雜性。《詩在江湖悔少年》一文則是以貴潘詩人潘曾沂的詩風演變為研究個案，來呼應《家族累世婚姻與文學“濡化”》一文中所討論的家族文學中承與變的關系，并指出時代潮流、師友資源、個人際遇等異類元素都會通過各種通道來影響家族文學的創生，從而使得文學家族在延續家學的同時，又呈現出某種異類的新面。而《吳江柳氏家族》一文則為家族文學的傳承提供了很好的個案。吳江柳氏家族明末遷居吳江，清末躋身地域文學家族之列，其壯大為一個地域性的文學家族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間層累的理路恰可作為觀察文學家族地域影響力建立的典型。（張廷銀）

文化家族間往往存在累世婚姻現象，這對家族文學人才的成長與家族文學發展具有怎樣的影響？這個社會學、歷史學與文學之間的問題似乎一直處于家族文學研究的邊緣，尚未引起應有的關注，本文試從“濡化”視角進行討論。

一

濡化，是美國學者威廉·A·哈維蘭在《文化人類學》中對社會文化從一代傳到下一代，而個人成為社會成員過程的概括。他指出：“因為文化是被創造出來的，是習得的，而不是經由生物遺傳而來的，所以任何社會必須以某種方式確保文化適當地從一代傳遞到下一代。這一傳遞過程就被稱為濡化（enculturation），而且濡化是從個人一出生就開始的。在所有社會，濡化的第一個媒介是個人出生之家的成員。當年輕人長成時，家庭外的成員加入到這個過程中來。這些個人通常包括其他親屬，而且肯定包括個人的同齡伙伴。”

這種濡化式的傳遞對家族的文學影響，即是默熏浸染，移情融性，向風承流，習得而化。化，既是過程，也是結果，即通過聆教向學，切問近思，感受人文環境，積累文學與文化修養。文徵明《相城沈氏保堂記》有所謂“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之說，事實上，“濡化”的過程就是“積”的過程，它標志著家族的漸變發展。當這種“積”的成果在社會文化指標體系（諸如科舉、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等）中達到相當數量和質量后，家族發展便具有了動力，“詩書之澤，衣冠之望”便能顯示出豐富內蘊。

家族文化的濡化—積淀，也是文學精神、文學智慧的成長，這個過程與文學人才的養成過程同步。一族之內，人文蔚起，名家輩出，踔厲士林，表明文化家族由成型而興盛，同時也是家族文學人才資源豐足而卓越的表征。它意味著家族中“家法”“學統”建立后文學傳統得以光大，“家法立則積厚者流光，學統立則父作而子述”（秦敦世《續修錫山秦氏宗譜序》），世代承傳必將形成強勁延展、枝派綿遠的家族文脈。

故知家族文學之“濡化”即家族文脈的承傳與影響，其指向是“風雅之集，萃于一族”的境界。這是以家族的“結構力量”形成家族文學圈——在不同世代層面將家族“佳子弟”聯結、聚合成文學集群。這個集群一方面由于文學情趣與聲氣相通，可以使文學熱情和力量放大；另一方面為后代的成長設置了天然的文學環境，成為文學家的培育基地。正是在這個具有“結構力量”的家族文學圈中，人們不但看到文化家族的文學創造力，還能夠看到新世代家族文學群體經過濡化的再生和成長。

二

如果我們僅僅基于近親血緣關系的家族來談家族文學發展，會忽視文學人才養成與家族姻婭脈絡有關的事實。所謂“濡化”實際上往往是在姻婭系統中產生的，而桐蔭世家累世婚姻形成的家族脈絡則更繁復，家族文學的“濡化”格局也更為闊大。

越是文化發達的地區，高門大族越多，累世婚姻也越多，這方面的例證僅在明清江南地區就不勝枚舉。美國學者艾爾曼在《經學、政治和宗族》中曾經細致梳理過常州名族莊氏與劉氏累世通婚的情況，其實莊氏作為一個文化巨族，與常州地方名族世代聯姻或連環婚姻絕不止劉氏而已，如唐順之娶顧齊之女為妻，后莊齊之孫莊以臨又娶唐順之之女。莊氏與錢氏也世為婚姻，莊炘子莊逵吉娶錢維誠妹為妻，莊述祖子莊廉甲娶錢維誠孫女為妻，莊柱娶錢榮世之女為妻。洪亮吉的一個姨母曾嫁給莊氏族人，后洪亮吉的長子飴孫又娶莊起元一支的后代莊云的女兒為妻。

潘光旦先生在《近代蘇州的人才》中對潘家的婚姻狀況作過分析：“潘氏所在與通婚的人家，以汪、陸兩氏為獨多，與汪氏的姻緣尤其是固結而不解……汪氏女子嫁于潘氏的共十三例，潘氏女子嫁與汪氏的凡十八例。潘世恩自己娶的是汪氏，三個兒子中，兩個娶汪氏，五個女兒，全嫁給汪氏；世恩的孫子祖蔭、祖疇，娶的也是汪氏；世恩子曾瑋一房的子若孫和汪氏的往復為婚，尤其是多至不可究詰。這其間幾于每一個婚姻是中表婚姻，是不言可知的了。”

晚清名門世為婚姻的情況更多，錢仲聯先生在《夢苕庵詩話》中曾記載：“舅祖翁松禪，自戊戌放歸后，即閉門不出。初居西門外錦峰別墅……公居此不久，嫌近城市，移居白鴿峰。時往相見者，余姑丈俞孝廉金門鍾鑾，亦即公之甥也。”這里涉及常熟翁氏與湖州錢氏以及由此延展的俞氏間的連環婚。先是湖州錢振倫取翁心存之女、翁同龢之姊翁端恩，后來錢振倫的三女兒云輝嫁于優貢生俞大文之子俞鍾鑾，而俞大文之妻正是翁端恩的姐姐翁壽珠。

文化家族之間原本存在著深刻的“道誼”，這是在社會同一結構層次上產生的某種共同的文化認同，“道誼”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便面臨如何“升級”的問題。即如何使世家之誼更加穩固長久，以達到“道誼淵源，通家累葉”的理想之境。“升級”的方法無非是“關系上疊加關系”。從濡化角度來說，單維性傳遞與多維性傳遞，其化成效果有較大不同，而“關系疊加”正使得家族文化的濡化之面得以擴大，濡化之脈得以延展。可以說，累世婚姻在廣度和深度上改變了家族文化的濡化格局，也必然會影響文學的發展。

三

不同家族的文化傳遞有不同的方向，形成了不同的脈動。大體來說，一門之內代際關系越緊密，越可能產生直接影響，形成垂直型承傳關系。但祖孫、父子之間的文學影響，以文類論之雖相同者為多，卻已非盡然。如清代吳縣潘氏文學之盛始于奕雋，其“嗜吟詠，以詩文名世”（同治《蘇州府志》卷八三），而至其侄孫輩曾沂、曾瑩、曾綬、曾瑋俱善為詞，轉而以詞學為家學了。而若以風格流派論之，則異趨者每見，如晚清翁心存與翁同龢父子，一則宗唐，結乾嘉詩派之局，一則宗宋，用力于東坡、山谷，詩學路數“同龢不類其父”（錢仲聯《近代詩鈔·翁同龢傳》）。

在累世婚姻的文化家族中，文學影響與承傳問題就更加復雜了。親族間疊加關系連接成碩大的文化叢林，盤繞錯節，枝丫繁茂。這片茂林的光華映照在大家族成員身上，每一棵樹上的枝杈，他們都能夠觸摸到；每一片樹葉的露珠，他們都能得到滋育。但到底是哪一個脈系，何種因素對家族成員的文學觀念和創作實踐產生作用，就非一言可蔽之了。

文學的承傳與變化，在累世婚姻家族中往往具有某種相對性，這種相對性與接受影響的不確定性有關。至少有三條承傳脈絡：

一是父系。清代陽羨儲大文《在陸先生傳》云：“吾儲氏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頗以能文章世其家。”太倉王撰《丁酉初夏雨夜偶成一百四十韻》云：“昆季共九人，參差不一致。大都守家風，未失祖先意。”這是一條主線，例證俯拾皆是。二是母系。常州洪亮吉之母家蔣氏出自武進云溪蔣氏家族，為蔣斅淳之女。亮吉六歲喪父后隨母移居外家，至二十二歲其外祖母龔太孺人去世后離開，前后達十五年之久，外家給予他幾近完整的文化養成。錫山秦瀛之母徐氏為昆山徐乾學孫女，秦瀛雖早承秦松齡之家學，但亦受外家教育之惠，在《外祖徐二磯先生詩序》中記有早年母親對其所言：“汝外祖工于詩，汝長，外祖當教汝詩。”外家對許多文學家來說，是成長的搖籃，上升的階梯。三是中表親。這是上述關系的衍生，但無論數量或關聯密度都極為突出，實可專論。如陽羨詞人大多出自本邑文化家族，而陳氏、史氏、萬氏、任氏、徐氏等彼此又都保持著世代通婚的關系。陳維崧與諸文人既是文友，又為中表。史惟圓是陳維崧的表姐夫，曹亮武是陳維崧的表弟，陳維崧與史惟圓唱和達五十九次之多，與其表弟曹亮武唱和也有二十六次，《荊溪詞初集》即陳維崧與曹亮武中表兄弟合作的成果。

累世婚姻之于家族文學影響的復雜性在于，由于累世婚或即連環婚，故這三條脈絡常常是交互性的，內含著承與變的辯證關系：某一脈絡之“承”恰恰意味著對另一脈絡之“變”；承皆有源，變則有因。另外，桐蔭世家尤其是具有累世婚姻背景的子弟得天獨厚，稟性或有不凡，成立之后多有自我交游群體；故生于家族自有所“承”，社會交往滋其所“變”。

承與變，皆是“濡化”的題中之義，而累世婚姻之桐蔭世族的“濡化”，使文學家的養成具有了更充分的精神資源，創造了更多維的選擇空間，也預示著更多的發展可能。

《光明日報》（ 2020年02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