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12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優化‘十四五’產業政策導向，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題調研組在全國政協機關視頻會議室，以網絡視頻調研形式分別與安徽和山東省政府、省政協及金融機構和企業代表進行座談調研。6月9日，圍繞上述調研題目，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還專門召開了調研情況介紹會，邀請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中國社科院等單位同志和專家學者介紹相關情況。

召開網絡視頻調研會是全國政協為適應常態化疫情防控新形勢，積極應對，主動作為，發揮網絡優勢，運用線上線下等多種手段，豐富調研方式的一項重要創新舉措。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全國政協經濟界委員時強調，要堅持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分析當前經濟形勢，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網絡視頻調研期間，委員們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政策導向、人才及金融等政策配套方面的問題，與地方上的同志頻頻互動、深入交流。

強長板，補短板

在“六保”之中，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一個核心思路，就是要在穩鏈、補鏈、強鏈方面狠下功夫。而要優化“十四五”產業政策導向，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一個重要且需要做在前頭的工作，就是理性判斷當前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階段。

“過去我們在科技領域一直是追趕的角色，只要找到成功的技術路線就不會有大的失誤，現在有些技術領域我們已進入前沿地帶，甚至進入了“無人區”。選擇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是由政府來選還是通過企業在試錯中發現，如果由政府來選，能選對嗎？萬一選錯了怎么辦？”調研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的發言都是一針見血。

面對提問，安徽省的同志給出回應：“這里要分3個層次———看準的，看好的，看不準的：對看準的，政府將給予比較大的扶持力度，但客觀說，這部分占比并不大；對看好的，政府可以通過產業基金進行扶持；而對于那些看不準的，政府給這些行業、企業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保留創新的火種。”

“哪些產業政策才是最管用好使的？”事實上，在6月9日圍繞調研召開的情況介紹會上，專題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投公司原總經理屠光紹就問過這個問題。在網絡視頻調研期間，他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

話音未落，專題調研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按開話筒，把這個問題變得更立體了：“這個問題顯然是提給企業家的，大家的一些建議，我想可以概括為3類：一類是本來就該企業做、市場管的，需要政府少管放權；一類是本來該政府做的，有可能沒做好；還有一類是企業自身正在做、請求政府支持的。我建議，大家不妨歸歸類，先把我說的這3類問題，排出一個先后順序來，然后再談？”

“我們感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規劃要定好，它應該是開放性的，參照系最好不要僅僅定為國內企業，要以國際領先的企業來定。所有人都按這個標準做，分步驟釋放資金，只要達到門檻，就給企業政策，包括實驗平臺的開放和政策補助。”安徽省一位企業家代表開了腔。另一位企業家在旁邊插了一嘴：“我覺得產業政策制定要征求一線工作人員的建議，否則還是兩張皮。”

“我也插一句，剛才有個企業家談到政府補貼長期拖欠且缺口較大，政府拖欠企業是個大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未來，企業發展應當得到鼓勵，長期拖欠可不行。”專題調研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原中國保監會副主席周延禮“秒變”企業家“神助攻”。

短板要補上，長板還要變得更強。

在聽取地方上同志的情況介紹后，專題調研組成員，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國資委原副主任黃丹華和屠光紹委員又提出了一個類似的問題：如何讓戰略性新興產業里的龍頭企業變得更多，進而帶動影響更多企業發展。

“行業龍頭企業是有幾個指標的：第一是技術層次，龍頭企業必須擁有相關技術和產品標準的制定能力；第二是產品市場占有率，不能只在國內看，還要放到全球范圍內去看；第三是自主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能力。”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山東省的相關同志給出的標準可以概括為3個字———大而強。

龍頭企業也是在默默無聞中成長起來的。為此，也有地方上的同志提出，只要進入產業培育的地方白名單，未來無論是行業龍頭企業，還是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都能夠得到來自政府層面的支持，通過不同策略，形成好的產業生態，最終實現聚集效應。

窗口指導與“窗口期”

截至目前，全球每4臺顯示屏中，就有一臺來自中國企業京東方。這家公司所生產的顯示屏，以其超高清、柔性、微顯示等解決方案，廣泛應用于國內外眾多知名品牌。

合肥是京東方最大的研發和生產基地，2008年以來，京東方在合肥累計投資超過千億元，員工總數超過兩萬人，累計工業產值超過了2000億元，上繳稅收超過210億元。

光鮮背后，很多人不禁會問，這樣一家在半導體顯示領域全球領先的企業，是否也有成長的煩惱？

京東方合肥區域總經理李賓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來，即便是在如此資金技術密集型和以超前規劃著稱的產業里，照樣存在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的情況。

“比如一些缺乏產業經驗或不具備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盲目投建產線，甚至引進了境外廠商已經淘汰的落后生產技術和設備，以低質低價搶奪客戶資源，這不但造成了市場的惡性競爭，擾亂了產業生態環境，更將阻礙國內半導體顯示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的步伐。”李賓這樣說。

不僅如此，還有一些不具備資質的新興企業，利用地方政府和投資機構的投資熱情，貿然進入了大尺寸超高清等領域，這種缺乏充分論證和技術儲備的“創新”極易造成項目失敗。

問題應如何解決？李賓的建議是，堅定落實“窗口指導”制度，引導地方政府強化風險意識，依托第三方機構，對重大項目開展科學論證，形成項目指導清單并定期向相關部門、地方政府、金融機構通報信息，警惕風險、避免無序競爭；同時建議，取消對高風險項目的土地、資金、財稅等政策的支持，加大對骨干企業的扶持力度，培育世界級龍頭企業，提升產業競爭力和健康可持續發展能力。

“高端產業一樣有重復建設。”時至今日，全國政協委員許禮進的埃夫特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機器換人的影響力早已走出安徽、輻射全球。在他看來，高端產業的重復建設表現為簡單模仿、組裝，這一行為卻帶來了包括產品容易出現安全事故、質量問題，行業會出現口碑不好、擾亂市場秩序等一系列的重大負面影響。“要避免這些問題，應在早期做好頂層設計，出臺有利于行業發展的規范和標準，尤其設置安全標準和質量底線標準；同時，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這是未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舉措，戰略新興產業基本都以突破核心技術為目標，如果市場上被簡單模仿，這對早期研發的單位是不公平的。”許禮進這樣說。

“剛才浪潮的同志提出，西方國家在技術和產品上卡我們的脖子，其實也是我們的機遇期、窗口期，這個時間有3~5年。我覺得這個問題還可以再討論。在這個窗口期里，我們既得搞出‘備胎’，還得讓‘備胎’有競爭力。而要搞替代‘備胎’，我們的市場占有率要到多少以上，才算得上有生存能力？另外，我們有沒有也能卡住它們的東西？”視頻座談期間，專題調研組成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提出了這一問題。

浪潮，山東企業，中國領先的云計算、大數據服務商。業務涵蓋云數據中心、云服務大數據、智慧城市、智慧企業四大產業群組，為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IT產品和服務，服務器銷量全球前三、中國第一。

“我覺得，在市場占有率方面有個‘14%定律’。有些時候，如果其他國家不卡我們的脖子，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可能一臺也賣不出去，因為大家都去買進口貨了。‘卡脖子’之后，國內自主研發的產品如果能在兩年內將市場份額從零提升到14%，這個比例就足以做到對其替代了，并不需要做到100%才能替代。”面對劉世錦的提問，山東省政協委員、浪潮集團有限公司執行總裁王柏華談了自己的想法。

6月，恰是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浪潮兩周年之際。“我們有兩點深刻的認識：一是關鍵核心技術買不來，必須堅持自主創新；二是要發揮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王柏華這樣說。

談及窗口期，在王柏華看來，它的存在有助于國內同行進一步團結起來：“全球產業再怎么分工，沒有核心競爭力也是不行。IT領域最難做的是工業軟件，大家要團結起來持續推進信息技術創新，同時，知識產權保護措施也要跟上，我買不到，就必須自己造出來。”

金融業也得有工匠精神

服務實體經濟不能搞大水漫灌，支持新興產業更要突出重點，但專題調研組在網絡視頻調研座談中了解到，現實的情況有點“擰巴”：一方面，與傳統行業不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門檻高，創新速度快，金融需求千差萬別，需要金融機構有專業性、個性化的服務手段；另一方面，新興產業技術含量高、專業性強，金融機構對這一領域缺少深入了解，缺乏熟悉產業特點的專業信貸人員，客觀上又存在著不會服務、不敢服務的情況。

在本次系列調研視頻座談中，工商銀行山東省分行黨委書記、行長趙桂德表示，整體看，新興產業的抵質押物普遍不足，而且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評估管理和資產處置體系尚不健全，變現流轉機制有待完善，貸款一旦出問題，銀行往往要遭受損失。因此他建議，新興產業波動大，初期并不適宜商業銀行大舉進入，應引導風險投資擔當起主力軍角色，滿足企業創業期的金融需求。同時，應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為有發展潛力的新興企業持續提供融資便利。銀行自身也要更新理念，大力發展知識產權質押、科技保險、股權質押等金融創新產品。

趙桂德提出的建議，在安徽省合肥科技農業商業銀行那里，似乎已經可以找到答案。

“十三五”期間，合肥市重點打造了十大主導產業，建設了一批國際先進、全國一流的產業集群，基本建成了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引領、先進制造業為主體、現代服務業為支撐、現代農業為基礎的產業新體系。而合肥科技農業商業銀行信貸工作的優先支持行業，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

從迅速為某科技型企業授信8.5億元，到為特定的制造業基地項目建設投放7年期信托貸款，這家銀行的專業服務團隊利用“戰新貸”、“小科蚪”等產品努力服務著代表明天的企業，而在與專題組委員的交流中，該行黨委副書記、行長張景運給出的建議，則是希望在金融服務戰略性新興產業時，能眾人拾柴、同甘共苦。

“建議各級政府部門及行業主管部門為銀行服務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比如推動產業基金建立，拓寬銀行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服務渠道；擴大財政資金支持規模，給予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貸款貼息、政府采購和項目獎勵，以降低融資成本。同時建議完善戰略性新興產業金融風險分擔機制，完善融資擔保體系，利用和放大財政資金及其他扶持資金的效能，加大對不良貸款的補貼力度，緩釋銀行貸款違約風險。”張景運這樣說。

買習慣了，脖子遲早會被卡得更緊

“開了兩天的會，和政府、企業分別座談，信息量很大，有很多地方對我們都很有啟發：比如浪潮提出在窗口期謀求技術突破的問題，我覺得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卡脖子’的形式有很多種，不光是利用技術壟斷威脅斷供，也可能是利用先發和成本優勢，通過價格擠占市場，用低價擠出新生研發力量。比如，國外某項技術產品獨家壟斷時，可以賣給我們天價，一旦我們自己研發出來甚至是有要實現突破的苗頭，對方又會通過大幅度降價，以極低的成本誘導我們放棄自主研發或通過其他手段把我們擠出市場。這方面的經驗教訓不少。從這點看，‘十四五’規劃中針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突破，要有戰略定力。不管眼下是否卡脖子，我們都要做，否則早晚會被卡。”作為專題調研組組長，尚福林在視頻調研中的高頻詞匯是調研效率和成果，“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我們的調研方式有所創新，但調研方案不變、標準不變、工作不打折扣。視頻技術已經很成熟了，不存在延時，屏對屏和面對面沒有區別，大家充分交流，盡量別念稿子。”在尚福林這樣的要求下，兩個整天的調研中，專題組不僅聽取了32位政府和企業人士的情況介紹，更積極發言提問，有時圍繞一個話題，大家隔著屏幕仍能“搶”起話筒來。

“加入世貿組織后，可以說，中國經濟是在外部環境相對友好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但‘十四五’期間我們要面對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要有戰略定力，不能只考慮商業利益，不要只想著核心技術靠‘買買買’。要充分考慮到，西方國家對我們的‘卡脖子’，不僅僅是現在的產品技術斷供，還包括未來的市場競爭，它們會想方設法搶占市場，把我們擠出去。”尚福林這樣說。

這是提示，更是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