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進興

蘭克的史學在世紀之際的歐洲或德國，均面臨強敵環伺，四面楚歌的窘境；但若干治史的精神，尤其對異文化的造訪者卻仍是新穎可喜。

終其一生，蘭克風塵仆仆地至歐洲各處，辛勤尋找、爬梳原始的檔案，他所構作的史著無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實踐。

近年來，大陸對文史資料的整理和開發，成績豐碩，使得不少學術議題獲得較精細和準確的認識。單以個人所關注的史學方面，華東師范大學的史學史長久累積的工作，便令人印象深刻。在臺灣由于先天資料的殘缺，恒受“文獻不足征”之患，舉其例：個人在探討“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感受特別深刻；主要在本地幸存的近代教科書甚為有限，取證并不容易。故對近年大陸累積的文史研究工作更是歆羨不已。

但在此得之不易的實證基礎之上，如何再推進或擴大其研究成果，乃是時常縈繞于個人腦海中的思慮。倘若“知己知彼”乃是周全掌握歷史問題的不二法門，那么除了廣泛搜集各方中文材料之外，“知彼”仍有其必要，是故了解跨文化人物身處彼方的文化情境不可或缺。必須先行一提的，先師史華慈（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教授多年前于其比較思想史的典范之作：《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1964），業已充分展現此一進路的手法。按，史華慈教授緣融通中西思想史，故能獨具慧眼，特別提示嚴復赴英進修時，并非純然一張白紙，而是帶有先入為主的眼光，對西方經典進行獨特的閱讀和詮釋；而經由史氏比對西方原典和嚴氏的中文譯作之后，他梳理出嚴氏理解的差異和文化意涵。而獲得前賢前所未發的睿見，令人耳目一新。

另以個人近年所摸索過的三個個案：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三位皆有沉浸異文化的經驗，復恰巧與蘭克史學有著程度深淺不一的關系，謹略予闡述如下：

首先，以梁啟超（1873—1929）為例。梁氏治學博通中外古今，曾數度滯留東瀛，后更曾遠赴歐美考察。綜觀梁氏一生的政治與理念，嘗歷數變，他不諱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此一評語施之史學發展亦不差。

本世紀之初，扶桑人士狹間直樹挾地利之便，集眾人之智，群策群力，探究梁氏思想形成的日本淵源，成績可觀，頗可借鑒。此外，上世紀之末，個人亦不揣簡陋對梁氏史學稍作探索，茲簡述于下；在史學史上，梁氏素被視為中國新史學的肇基者，尤以《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一書聞名于世。衡諸事實，以影響力之廣泛，梁著顯然無人可及。致連當年視梁氏為學術勁敵的胡適（1891—1962）均稱許本書為“任公的最佳作”，遑論其他。那么梁氏獨特的吸引力與貢獻何在呢？

按梁氏早期曾數度滯日，甚受該地文化及學術氛圍的熏陶，思慮為之大變。因此了解該時的思想情境，當有助于了解梁氏思想的形成背景。一如前人所述，梁著所涵攝的史學原則實本諸西學史識。個人便曾擷取日本漢學大家桑原騭藏（1871—1931）對梁氏代表作《中國歷史研究法》的書評，作為分析的切入點，適可折射出梁氏史學的意涵。

整體而言，桑原氏甚為肯定本書的學術價值，且相信此書對中國史學的革新定起作用。惟衡諸日本史學界，凡是熟讀德人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學入門》（1905）或日人坪井博士《史學研究法》（刊于1903）等書的人，本書便無參考的必要。但他隨下一轉語，梁氏書中所旁征博引的中國史例，卻是它書絕無僅有，因此凡是專攻中國史的學者均應多加重視。要知桑氏素不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有此嘉許委實不易。桑原氏的評論必須加予覆按，方能切中個中實情。

日本留心西洋史學較中國為早。1887年，德國蘭克（Leopold Ranke，1795—1886）學派的門徒律斯（Ludwig Riess，1861—1928）已開始在東京帝大傳授日耳曼史學。隨后，日籍留歐學生陸續返國，以東大為據點，教授嚴謹的史料批評。當時西洋史家奉德國史學為圭臬，日本史學在西化的過程亦難免呈現同樣的征象。桑原氏提及的坪井博士即為上述的代表人物。坪井氏的全名為坪井九馬三（1859—1936），早年留歐，深受德國史學影響。返國后，長年任教東京帝國大學，傳授史學方法與政治外交史。乃是日本蘭克史學的掌旗者。

桑原氏所提的另位學者伯倫漢則是德國史學方法的集大成者。1889年，他所發表的《歷史方法論與歷史哲學》（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素被公認為蘭克史學的結晶。在西洋史學的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蘭克史學的敵對者蘭布什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即說：“史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即是伏爾泰（Voltaire）、伯倫漢與我自己。”由此可見一斑。］桑原氏所說的《史學入門》，顧名思義應是該氏刊行于1905年的《歷史學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ft）一書。該書淺顯易曉，曾有“巖波文庫”日譯本。桑原氏之評不啻意謂：梁氏一書所表彰的史學原理不逾伯倫漢的系統。

復次，潛心史學有年的杜維運教授亦指出梁氏一書的歷史概念頗有借鑒《史學原論》之處。按該書作者朗格諾瓦（Charles V．Langlois，1863—1929）與賽格諾博（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咸為法國日耳曼史學的再傳弟子。在法國史學界，《史學原論》享有與伯倫漢著作同等的地位。由于道出同源，它們均可視為蘭克史學在方法論上最終的陳述。是故，無論梁氏史學確切源出何處，恐與當時的西方史學脫不了關系。杜氏之后，復有鄔國義先生進而指出梁氏原初新史學的概念頗有取資日人浮田和民（1859—1946）《史學通論》之處。按浮田和民曾留學耶魯大學，該時適是“蘭克科學史學”風行美國之時。他和坪井九馬三素被目為世紀之際兩位日本蘭克史學的鼓吹者。概言之，杜、鄔兩位的立論蓋立基于文本之間的校勘和比對，恰與桑氏一語中的的實質論斷，可前后呼應，相得益彰。

然而僅憑傳播西學尚不足以解釋梁著成功的理由，否則西學造詣尤佳的何炳松、楊鴻烈（1903—1977）諸人的史著，理應略勝一籌，事實上日后反倒隱沒無聞。這時桑原騭藏對梁氏國史造詣的推崇就有些啟發性。梁氏文史涵養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學問水乳交融，毫未見窒礙之處。這項移植工作看似平常，實則絕難；以致后來的學者固然在理論層面能夠推陳出新，惟在事理圓融一方，猶瞠乎其后。換言之，《中國歷史研究法》之普受矚目，歷久未衰，便是能將西方史學與國史知識溶鑄一爐，這項成就迄今仍罕與倫比。職是之故，桑原氏的兩點評論揆諸日后發展，蓋洞燭先機，發人深省。

另以王國維（1877—1927）為例。王氏早年與西方哲學的搏斗，乃是后人津津樂道的壯舉，但三十之后，卻毅然決然舍棄西學的追求，轉而專攻國學，果不其然造就了一番偉業；而為后人所向往，欣羨不已。但他個人治學的轉向和決裂，卻不經意留下一個亟待索解的學術公案。因此若無直接取證康德哲學的文本，便無由掌握這段時期王氏的思路與變化。而往昔的處理，常令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蓋史家往往回避取閱康德的著作。

誠然，康德的哲學著作素稱難讀，概念抽象且繁復，不只哲學工作者視為畏途，更遑論實證取向的史學家。但俗語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不能直接親炙其作品，終究仿若古人所譏刺的“對塔說相輪”了。

要言之，王國維之接觸哲學純系偶然。他與康德哲學四回搏斗的故事，學界早已耳熟能詳，最后他系通過叔本華的闡釋，方得其要旨。之前，王氏固然于康德的論旨略有所悉，但于康德文本本身繁復的論證程序，似一時難以掌握。但整體而言，王氏對德意志觀念論的認識，是假道當時日本學界。要知日本學界接受德國哲學頗早于中國，其時康德與叔本華思想漸次風行。概言之，康德的“批判哲學”（critical philosophy）向被視為西方哲學的 “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將原本被奉為一種基本及普遍論說的形上學（metaphysics），轉化為一種“認識論”（epistemology）的利器，且超脫傳統形上學本體論的形式。這一點王國維深得三昧，例如他曾斷言：“彼（汗德）憬然于形而上學之不可能，而欲以知識論易形而上學。”在重新闡釋及評估傳統中國哲學議題，他遂亦步亦趨，取法康德的“批判哲學”，以“先天辯證法”（transcendental dialectic）的技巧，解消了傳統中國哲學的命題。他擷取中國哲學論述最多的三個概念：“性”、“理”、“命”，予以別出心裁的闡述，而撰述了《論性》《釋理》《原命》三種不同凡響的文本。

他所持的高見，乃系得自康德的教誨——切勿混淆“形上”與“經驗”不同范疇的論述。職是他特為表彰，使后之學者勿徒為此“無益之議論”。這在當時確是石破天驚的立論。惟得一提的，王國維于《三十自序》里，毫不諱言，嘗因讀《純粹理性批判》至“先天分析論”（transcendentalanalytic），無法卒讀，遂得中輟。可是在《論性》等幾篇近作，他卻能將“先天辯證”的推論運用自如，去解析古典中國的哲學命題，其理解康德哲學的功力顯然不可同日而語。［請注意拙文所用的康德英譯本并非王國維閱讀的英譯本。“先天分析論”（或譯“先驗分析論”）乃是《純粹理性批判》第一部分，而“先天辯證”（transcendental dialectic，或譯“先驗辯證”）才是第二部分。循理說，必得先明了“先天分析論”，方能掌握“先天辯證”的妙處。但也有學者認為“先天分析論”才是全書最難理解的。］

此外，在《原命》一篇，雖然王氏假道康德的議題，但他已能有別于康德，而提出異議，謂“責任”的觀念自有其價值，而不必預設“意志自由論”為羽翼。王氏的意見真確與否并無關宏旨，但顯現了他漸獲自信，有所揀擇，不復人云亦云了。之后，王氏竟一度認為：之所以讀不通康德，乃是康氏其說“不可持處而已”。前后對照，王氏判若兩人。

果若王氏的確依循著研讀康德，以思索中國文化相關的議題，這段時期他所刊行的代表作，恰恰透露了他閱讀的軌跡。例如：《論性》（1904）與《釋理》（1904）之于《純粹理性批判》；《原命》（1906）之于《實踐理性批判》；最后，《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1907）一文之于《判斷力批判》。它們所涉的議題均呈現了與“三大批判”一一對應的情況。

于此，王國維心目中的哲學需得略加解析。他執著“純粹之哲學”，而視其他哲學為雜糅之學。他曾抨擊名重一時的嚴復“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之哲學耳，其興味之所存，不存于純粹哲學”，故難登大雅之堂。王氏主張知識之最高滿足，必求諸哲學。他拳拳服膺叔本華的理念，謂“人為形上學的動物，而有形上學的需要”，故奉叔本華的形上學為“純粹哲學”的典范。并以哲學為“無用之學”，方堪與唯美的藝術相比擬，同為人類文化至高的結晶。他且感嘆中國故“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職是之故，梁啟超和嚴復輩汲汲于追求經世致用之學，自是為他所不屑。他直言：“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后可。”而國人“為學術自己故而研究之者”，且不及千分之一。

一般認為王國維在1911年再次東渡日本，經羅振玉的規勸，方才改弦更張，毅然放棄哲學，步上研究國學一途。惟個人揣測在此之前，他恐尚未放棄追尋西方哲理的念頭；否則他斷不會不辭舟車勞頓，將那些攸關哲學的洋書，隨身攜至東瀛，并暫存放京都大學圖書館。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可能一旦王氏旅日既久，以他的聰明才智和求知的熱忱，不歇時便會知曉其時日本西方哲學研究的水平遠非他所及；而在知己知彼之后，果要在治學上出類拔萃，善盡己之長，“返歸國學”不失為正確的抉擇。

總之，王國維的哲學工作或許僅止于此一階段，而有其時代的意義，但真正影響及日后學術的發展，卻是他接受西方史學以及接軌國際漢學的機緣。居中最關鍵的人物，不外是其業師藤田豐八和一路栽培他的羅振玉。

王國維之接受蘭克史學（Rankean historiography），蓋經由藤田的熏陶。藤田畢業于東京大學，該時恰是蘭克關門弟子律斯赴日執教的時候，藤田一輩的漢學家不少受教于他，而受到蘭克史學的洗禮。這同時是近代日本史學轉化的契機。尤其當時日本“東洋史”的研究傾向，乃是向西方請益，而非向中國學習。而王氏最初認識蘭克史學，也是因為藤田囑其代為寫序之故。

簡之，蘭克史學對日本或中國“新史學”的啟示，最重要的無非是重視“原始史料”與史料的“系統”性而已。這點在藤田或王國維的史學實踐發揮得鞭辟入里。王氏就曾對藤田氏攸關中國古代棉花業的分析稱譽備至，其優點便是善用許多吾輩不能利用的材料，而引為己方憾事。要知王國維的學術生涯乃始自研究西洋哲學，因此縱使有接觸蘭克史學，其影響一時并不顯豁。惟一旦他跨入文史領域，其作用則立竿見影。例如：他在準備《宋元戲曲史》之前，則先大量廣搜材料，編纂了《宋大曲考》《優語錄》《戲曲考源》和《錄曲余談》（1909）等，這或可視為蘭克史學典型的進路。

王國維步上國際漢學的另一引導者，正是羅振玉。其佐證之一，便是他少時素不喜《十三經注疏》，甫受新潮洗禮，即馳騁西學，游騎無歸。此時卻因羅氏規勸他“專研國學”，遂幡然一改舊習，盡棄所學；隨羅氏請益小學訓詁之事，并勤研《十三經注疏》，打下日后董理國學扎實的底子。這雖讓他得以領會并承接有清一代的學術，卻仍不足以盡道其日后絕大成就的底蘊；誠如他胞弟王國華（1886—1979）所言：“先兄治學之方雖有類于乾嘉諸老，而實非乾嘉諸老所能范圍。”又，王氏多年的摯友——金梁（1878—1962），且進一步稱他“尤善以科學新法理董舊學，其術之精、識之銳，中外學者莫不稱之”。

另有一項因緣亦不容忽視，便是羅氏和藤田毫不藏私地引薦了王氏同日本與國際漢學界直接切磋、交流，讓他接引上實時性的學術議題，一展長才。總之，毋論就原創性的見解或開拓嶄新領域兩方面，日后王氏均能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而為眾望所歸。且援引王氏學侶——狩野直喜氏概括王氏一生為學特色的評論，以為結語，他言道：

作為一個學者，王君偉大卓越之處，一方面在于凡是中國老一輩大儒才能做到的事，他都做得到。……可是因為他曾研究過西方的學問，所以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比以往的中國大儒更為可靠。換言之，他對西方的科學研究法理解得極透徹，并將之用于研究中國的學問，這是王君作為一個學者的卓越之處。（《回憶王靜安君》）

要之，狩野氏所謂“西方科學研究法”，意謂著無非是世紀之際，被奉為 “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圭臬的蘭克史學。職是，謂王氏甚受蘭克史學的影響，雖不中亦不遠矣！所以說，西方哲學對王氏的影響是一時的，而西方史學方是恒久的。

最后，以傅斯年（1896—1950）的史學為終例。原初他留學英國，再轉赴德國深造。于后者他深入學習歷史及語言學，蓋屬成學的階段。傅斯年所遺留《史學方法講義》一書，因為殘缺不全，故難窺其全貌，書中直接攸關蘭克甚少，因此，只得另循其他途徑，以蠡測他與蘭克史學的關系。西方思想史曾有一例，便是《維根斯坦的維也納》（Wittgnestein’s Vienna）該書兩位作者采行“周遭旁證”（circumstantial evidence），爬梳維氏哲學志業的底蘊。由于維根斯坦之所以從事語言哲學在西方近代哲學界向來是個謎團，圖爾敏（Stephen Toulmin）和其學生杰尼克（Allan Janik），便借重蕭斯基（Carl Schorske）《世紀末的維也納》（Fin－De－Siècle Vienna：Politics and Culture）的研究作為基底，烘托出維氏身處該時維也納文化的危機，以證成維氏從事語言哲學的意義。這部作品令個人印象深刻。

析言之，“周遭證據”并不若“直接證據”來得直截了當，而是多少要添幾分想象力，其效用主要是間接的“襯托”而非直接的“證成”。以傅斯年與蘭克的關系，誠然傅氏言及蘭克之處相當有限，但若執此以探究他與蘭克史學的淵源，不免落下禪宗所云“死在字下”的執悟。因此必須另謀管道，方得一窺究竟。

傅斯年屢屢振臂疾呼“史料學即史學”、“史學便是史料學”等語，意圖標榜自身的治史觀點，但這幾句鮮明的標語，日后不意卻淪為他人攻訐的對象，甚至以“史料學派”譏斥之。

吾人若要標舉中國近代史學的里程碑，有兩篇大塊文章絕不可以忽略：其一，是1902年梁啟超所發表的《新史學》；其二乃是1928年傅斯年刊行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開風氣之先，后篇則是機構的宣言；兩者影響日后中國史學發展既深且遠。先前，筆者對梁氏《新史學》業略有考述，于此不再贅言。《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毫無疑義系傅氏一生治學的綱領，也是傅氏史學最完整的陳述。而在學界最膾炙人口的便是：“歷史學只是史料學”此一響亮的口號，其功過是非總緣此一命題出現。可是要理解此一論點，則必須先掌握傅氏對史學的定位以及賦予的任務，然后才旁及他所引進“史料”的新概念。

要之，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學在世紀之際的歐洲或德國，均面臨強敵環伺，四面楚歌的窘境；但若干治史的精神，尤其對異文化的造訪者卻仍是新穎可喜，而為傅氏所攝取或繼承。

讀者只要稍加比對蘭克的論點，傅氏的史學源頭就豁然開朗。蘭克的《1494至1514年拉丁與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來被公認為西方近代史學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學界尤耳熟能詳。蘭克說道：

歷史曾經被賦予判斷過去，指導現在，以為未來謀福的職責。本書不希望有如許的需求，它僅是陳述真正發生的事實而已。

蘭克的呼吁歷史僅是“陳述真正發生的事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初聞之下語調似極謙卑，實則不然。這句話正是近代史學的精神標幟，它象征歷史的獨立宣言，史學從此不再是神學、哲學的奴婢，亦非文學、藝術的附庸。

“史實自明”同為傅斯年反對“疏通”的理據。傅氏堅信：

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并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做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史學方法導論》）

若我們稍加推敲這些學科排名順序的底蘊，不難察覺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學演變的縮影。他避而不提傳統舊學中壓制史學的“經學”，反而突顯西方文化獨特的產物：“神學”與“社會學”，確是殊堪玩味的線索。這些學科均曾在歷史的園地留下喧賓奪主的記錄，所以傅氏重申史料方是歷史的主體，只要整理好史料，事實就顯豁了。

終其一生，蘭克風塵仆仆地至歐洲各處，辛勤尋找、爬梳原始的檔案，他所構作的史著無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實踐。他的治學風格誠如下一世紀中國的追隨者──傅斯年所自勉的：

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

傅氏亟于找尋的“東西”就是“新材料”，居中特以直接史料為高。迥異于傳統靜坐書齋的文士，傅氏為中國史家所塑模動態的新形象，無非遠紹西方的蘭克。［雖然我揣測傅斯年所塑立的新史家形象取自蘭克的治學特征，但此一句話似由英國史家崔威廉（George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轉手而來。崔威廉于1903年發表《重新發現克里歐》（注：克里歐〔Clio〕為歷史女神），旨在駁斥另位史家伯雷（J．B．Bury，1861—1927）科學史學之說。1913年崔氏修訂后復收入《克里歐：一位女神》。該文形容敵對的學派“Collect the‘facts’－－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傅斯年所形塑的史家具有搜尋資料的動態觀念，此與囿于飽讀經史的傳統學者有所區別。］

實言之，重視史料，尤其原始資料（original sources），并非始自傅斯年，之前梁啟超、胡適受西學影響，業已闡發再三；所不同的是，留學德國、又曾受業于胡適的傅氏復將此一論點激進化，進而申論“史料的優先性”，成就其“史料學即史學”的看法。因此，在學理上傅斯年便直截了當地概稱：“史學便是史料學。”因他認為：

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同上）

依此，傅氏且分辨“科學研究”與過去“學院學究的研究”的差異，遂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專業史學的研究機構：“歷史語言研究所”。無怪在西方史家中，傅氏特別推崇蘭克（軟克）與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史學成就；至于中國史學，他則看重司馬光以至錢大昕之治史方法，史料應用方面，他固貶抑歐陽修《五代史》，另一方面卻高度稱譽歐陽氏的《集古錄》乃是“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功夫”。其故無他，在于迎合西方史學所要求的史料考訂水平而已。

以上所述恰好解開中國近代史學的一個謎團：新史學的倡導者既是摒棄固有史學，何以又對傳統的考史工夫贊賞有加？此一情結不止見于傅氏一人，梁啟超、胡適之輩亦復如此。例如他們雖蔑視《資治通鑒》所蘊含的史觀，卻獨對司馬光的史考交口稱譽，代表考史工作的極致──清代考據學更受到一致的推崇。唯一不同的是，考證工作受到西方史學的沖擊，必須重新對焦：傳統經典已不是最后訴求的權威，史料與事實的關聯方構成新史學關懷的焦點。這就是傅斯年所堅持的“如果抱著‘載籍極博猶考信于文藝’的觀念，至多可以做到一個崔述，斷斷乎做不到一個近代史學者”（《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的正解。　　

概言之，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三位均有豐富穿梭異文化的體驗，因此除了詳讀其中文著作之外，必須深臨其境，知悉其所領略的異文化，方得完整掌握其思想的原貌。復得點出地，了解“彼方”固不可缺，但細嚼作者中文原著仍是必經的途徑，蓋異文化浩瀚如汪洋，茫無邊際，而造訪者恒囿于先入為主的關懷，只能“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是故，造訪者留存的中文著作乃是不可或缺的接引線索。

（作者為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