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選擇中華

與狄奧多里克、波愛修斯君臣關系非常相似的，中國有兩對人物。一對是前秦的苻堅與王猛，一對是北魏的拓跋燾與崔浩。

先說第一對。苻堅是五胡中最仁德的君主，王猛則是“北方淪陷區”首屈一指的名士。當時東晉也一度北伐，大將軍桓溫打進了關中，天下名士對他期許甚高。王猛見了他，雙方互摸了下底。桓溫用高官厚爵力邀王猛南下。王猛拒絕了。拒絕的第一個原因是桓溫并不真正想搞“大一統”。王猛對他說，你和長安近在咫尺，卻不渡過灞水，大家已知道你并沒有統一天下之真心38。

王猛選擇了苻堅。因為苻堅立志大一統。他一個氐族人，一生不論順逆，心心念念就是“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他還未消化好長安的鮮卑貴族，偏要冒險南伐東晉，他說，“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只有“統一”才能使他夠得到“天命”39。苻堅身為百戰豪杰，并非不知風險，只是“大一統”的最終志向是不計較個人成敗的。這和諸葛亮的“王業不偏安”是一個道理。東晉明明有能力，卻從未全心全意地北伐。苻堅雖大敗于淝水而被史家嘲笑，然以初心使命而論，南北相比，高下立判。

王猛拒絕桓溫的第二個原因，是東晉為政之道與王猛的理想不一樣。東晉太講究門閥政治，王猛的理想是儒法并行的漢制。一方面要法家的“明法峻刑，禁勒強豪”；一方面要儒家的“拔幽滯，顯賢才，勸課農桑，教以廉恥”。

東晉按門第任官，而苻堅卻從下層選拔精英，號稱“多士”40。東晉“天下戶口半數入門閥”，而苻堅直通基層，親自或遣使巡查漢人百姓和“戎夷種落”41。東晉搞玄學，為政講風雅。而苻堅禁老莊、圖讖之學，找的是“學為通儒、才堪干事”之人。

氐人的前秦，比起漢人的東晉更符合王猛對于“漢制”的理解。“漢”在王猛這類真士子心中，不是血統種族，而是制度理想。中華世界里的族群，無論胡漢，都不像羅馬世界中那樣以“血統”或“宗教”作為劃分族群的依據。狄奧多里克若生于中國，會有無數胡漢豪杰輔佐他爭正統。

再說第二對。拓跋燾是鮮卑雄主，崔浩是北方漢人世族子弟，在北魏歷仕三朝，博覽經史百家，精通玄象陰陽，又長于計謀，自比張良。一方面，崔浩為拓跋燾出謀劃策，驅逐柔然，蕩平大夏，消滅北燕，完成了北中國的大統一42。另一方面，崔浩推動拓跋燾進行“文治”改革。廢止軍事貴族的六部大人主政制度，恢復文官制度的尚書省，并置秘書省；整頓基層政權，考課地方吏治；三次更訂律令，大量吸收中原律令條文。崔浩還力主鮮卑精英與漢人精英大融合，拓跋燾言聽計從，大規模征召漢人名士數百人進入中央和地方。

拓跋燾無比寵信崔浩，親臨他的府第問計軍國大事，命樂工為他譜曲頌功。鮮卑貴族對太武帝“偏聽”崔浩極其不滿，甚至發生過匈奴貴族與鮮卑貴族共謀的未遂政變。

與波愛修斯一樣，崔浩也因牽扯到族群意識而不得善終。他在主修北魏史時，書錄了鮮卑人部落時代的“收繼婚”等舊俗，刻上石碑立在都城要道旁。此時鮮卑人已接受了中原的倫理觀，且自稱炎黃后裔，對于這種“揭丑”非常憤怒。又正趕上南朝宋文帝北伐，鮮卑貴族紛紛狀告崔浩侮辱先人，還傳聞崔浩密謀投宋——因為崔浩家族太龐大，其本族和姻親都有別支在南朝。拓跋燾盛怒下將清河崔氏滅族。此時，崔浩已是七旬老人，備受戮辱。43

漢人與鮮卑的融合會因為崔浩之獄而驟然中止嗎？鮮卑人和漢人的故事，偏與哥特和羅馬不同。

與羅馬貴族屢次背叛哥特不同，清河崔氏滅門后各個支系旁系依然留在北魏。當孝文帝即位后，清河崔氏復居四姓之首，崔光、崔亮等人復為北魏朝臣，重修北魏史。尤其崔鴻，收羅各種殘余史料，撰成了《十六國春秋》100卷，記錄了五胡各政權史實。

與哥特因羅馬人背叛而急速去羅馬化不同，崔浩案沒有使拓跋燾“因人廢事”，他依然命令鮮卑貴族子弟學習儒學。崔浩雖死，其政猶在。之后的孝文帝更是把漢化改革推向頂峰。漢人與鮮卑人都沒以個人榮辱來構建政治，他們對歷史有著更深刻的理解。

法蘭克的疏離

當哥特人消失在歐洲舞臺后，命運之神降臨法蘭克。

法蘭克是“蠻族遷徙”中唯一算不上“大遷徙”的族群。他們長期生活在比利時海岸與萊茵河沿岸，只不過是從世居之地稍稍南下。與東哥特占據意大利大致同時，法蘭克占據羅馬高盧行省，創立墨洛溫王朝，在6世紀大致統一了今日法國疆域，7世紀中期改朝換代為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大帝征服了除西班牙之外的西部歐洲，疆土上接近西羅馬帝國，與拜占庭并立于世。

為什么東哥特人被羅馬人消滅而法蘭克人卻能夠發展壯大？主要原因是法蘭克王克洛維改宗了羅馬基督教。克洛維以殘酷聞名，他剛參加完宗教大會，就能親手用斧頭直劈人頭。但就因為他改了宗，而狄奧多里克死不肯改，基督教會龐大勢力便不遺余力地支持了他。

除了同信基督教，法蘭克與羅馬文明可沒多少共同之處。

羅馬皇帝的短發上戴著桂冠，法蘭克國王始終留著蠻族標志的長發，被稱為“長發的國王”。

羅馬是城市文明，擁有凱旋門和宮殿，但法蘭克國王們喜歡住在農莊，四周建有畜舍飼養著牛和雞，奴隸生產的糧食和酒還可以出售。羅馬是中央財政稅收，法蘭克王室是“私人莊宅”經濟。

羅馬律法雖然內外有別，但至少在形式上維持了羅馬公民的內部平等。但法蘭克習慣法實行等級制。《薩利克法典》嚴正宣稱法蘭克人的生命比被征服的高盧羅馬人值錢。殺死一個法蘭克普通人賠償200蘇，而高盧普通人賠50~100蘇就夠了44。這種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的差別，轉化成了法蘭克人與高盧人之間的族群差別，進而轉化為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階級差別。法國大革命前，貴族學者布蘭維埃利還論證說，法蘭西貴族是征服了高盧的法蘭克后裔，理應繼承祖先的特權，而法國第三等級是高盧羅馬人的后裔，理應被統治，沒有資格要求政治權利45。

羅馬法講究證據，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蠻族法采用簡便的裁定法與神意判決，如火裁法、水裁法46。證據不足時就靠“決斗”，文弱的羅馬人常因打不過高大的法蘭克人而放棄起訴。這種不講道理講拳頭的蠻族習慣，日后竟被很多人尊為貴族騎士精神。

西羅馬中上層擁有精密的財政和市政官僚制度，最高峰時官吏達4萬人。法蘭克徹底拋棄了官僚制而實施了封建采邑制。采邑是指國王把土地封賞給臣屬，形成封君與封臣以土地和軍役為紐帶的效忠關系。最初土地不能世襲，但年深日久，土地被強大的貴族變為世襲財產，形成了歐洲中世紀國王、大中小領主層層分封制。領主在采邑內享有行政司法、軍事財政權力，生殺予奪集于一身，儼然獨立王國。孟德斯鳩說，查理·馬特實行釆邑制度改革之后，國家被分割成眾多的釆邑，也就沒有執行公共法律的必要了，也就沒有向地方派遣專門官吏巡視與監督司法和政治事項的必要了47。

法蘭克在統一戰爭中兼并的其他蠻族王國，并不像羅馬那樣建設行省，收歸中央管理；而是封給貴族與教會，維持領主自治48。所謂國王，就是最大的地主。法蘭克幾代國王死后都將國土均分諸子。王權地方化，遍地是國王。日耳曼諸族之后，是斯拉夫諸族大規模侵入東歐，后者與前者的建國方式、制度選擇如出一轍。羅馬后的歐洲再未統一過。理解這段歷史，才會理解歐洲未來政治的演變。

封建政治與文官政治

羅馬帝國的制度遺產近在眼前，法蘭克為何偏要選擇封建制？

羅馬法體系和官僚制度都記載于拉丁文的法典和史書，但日耳曼領袖們不讓族人學習羅馬文化，因而無法掌握這些歷史經驗。如哥特的男童只能學母語而不能學拉丁文，誰學就要挨罵。

日耳曼族內語言直到8世紀之前尚未形成書面文字。由于拒絕學習希臘羅馬文字，中世紀早期的300年中(從公元476—800年)的日耳曼諸族普遍不能書寫。求知欲強的查理曼大帝會說蹩腳的拉丁語，但依然不會寫。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們竟然都不會寫字。與中國宋太祖同期的奧托大帝30歲才開始識文斷字，與宋仁宗同時的康拉德二世看不懂書信，歐洲絕大多數封建貴族都是文盲。

不能書寫，就無法處理復雜的文書，就無法建立文官系統，就無法運行精密的羅馬法律。如史家布洛赫所言，“雖然大多數領主和眾多大貴族(名義上)都是行政官和法官：但作為行政官，他們卻無力親自研究一份報告或一張賬單；作為法官，他們的判決則是用法庭聽不懂的語言記載”49。無法運行官僚制度進行管理，就只能搞簡便易行的封建制度，而不具有對龐大國土的管理能力。當時能培養知識精英的，只有修道院和教會學校。諸侯們不得不依靠領地上的教士搞行政。查理曼大帝就任用主教充當外交官和巡閱50，他的絕大多數敕令、公告與訓誡都出自英格蘭修士阿爾琴之手。幾個世紀里，法蘭克諸王的大臣職位都由教會人員居首。教士們不僅是精神世界的詮釋者，還成了行政權力的掌握者。

這和羅馬帝國的政教關系不同。“羅馬教皇”是由羅馬皇帝的敕令確定的(445年)51，總體上皇權高于教權。但在法蘭克王國，教會與王權共治天下。教會不僅全面參政，還成為大領主，多次成功抵抗王朝的征稅企圖52。法蘭克人對于行政權力的讓渡，成為日后“普世教會”崛起的基礎。本來，日耳曼傳統中也有珍貴的遺產，如代議民主制就產生于他們的軍事民主制而不是產生于羅馬官僚制，但他們未能嫁接好羅馬制度，導致數百年宗教壟斷。

有學者說，日耳曼人選擇自治和封建，乃是出于“自由的天性”。孟德斯鳩就認為，日耳曼諸族天性喜歡“分居”和“獨立”的生活方式。“日耳曼人的居住地被沼澤、河泊、森林所分割……這些部族是喜歡分居的。……當這些部族分開的時候，它們全都是自由、獨立的；當它們混合的時候，它們仍然是獨立的。各族共有一個國家；但又各有自己的政府；領土是共同的；部族是各異的”53。因此，日耳曼各王國獨立分散，不追求彼此融合，形成了多中心格局。

而中國的五胡同樣是草原與森林游牧民族；同樣被大漠、森林、山谷所分割；同樣熱愛自由；同樣受制于游牧社會的天然“分散性”。但五胡卻并沒有回到更適合游牧天性的自治分封路線，而是主動恢復了多族群一體的中央集權官僚制。五胡的政權，是多族群政權，從來不是一族一國54。五胡的政權，是多族群官僚政治，從來不用宗教代理。五胡君主們大都篤信佛教，但他們做政治決策時，從不需要以佛教為判斷依據，也不需要佛教動員基層，他們有著發達的文官系統與運用官僚制度的能力。北魏佛風極盛，著名的佛教石窟都鑿就于此朝。寺院以萬計，僧人以百萬計，占有大量寺戶廟產，和法蘭克教會一樣是大地主55。但北朝君主沒有被宗教捆綁，反而出手關閉寺廟，收回田產，將人口重新納入編戶。

分割世界與混一天下

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了教皇“神圣羅馬皇帝”的加冕。法蘭克帝國因為這一加冕變成“羅馬”了嗎？歐洲學界爭論了幾百年。史家們不得不承認，法蘭克對“羅馬繼承者”半心半意。查理曼曾說，他并不喜歡羅馬皇帝的稱號，假如早知道教皇想加冕，他就不會進入圣彼得教堂56。查理曼稱帝后仍保留了“法蘭克王和倫巴第王”的頭銜，在806年著名的《分國詔書》中甚至沒提“羅馬皇帝”。

法蘭克人并不仰慕羅馬。961年，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一世派遣一個倫巴第人主教出使拜占庭。拜占庭說他沒資格代表“羅馬人”。主教則答說，在法蘭克說“羅馬人”這個詞是一種侮辱57。

法蘭克與羅馬分離的意愿，最明確地體現在法蘭克的史書中。

在羅馬帝國的黃金年代，羅馬編年史是“百川歸海”，雖有不同王國與諸多族群的源流，但最終匯入羅馬世界，“上帝的計劃”在羅馬帝國實現。而在哥特與法蘭克的自行編史中，卻強調本族的獨立來源，把羅馬從歷史中剔除出去，蠻族對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占”變成了“天然繼承”。這種“造史運動”在法蘭克《弗里德加編年史》中達到頂峰——“羅馬秩序”甚至從未存在過，“羅馬世界”從開端就是一系列族群和王國的平行發展，而且最終也沒有匯入羅馬帝國。羅馬人，只不過是諸多族群中的一個而已。

完成這個轉變的工具，就是“種族性”(gens)這一概念58。“種族性”增強了日耳曼人的自我認同，以此將日耳曼世界從曾經依附的羅馬秩序中解放出來。“族群分治”成為了日耳曼世界的核心特征。

查理曼帝國是由不同的“族群集體”構成的。宮廷史家們將查理曼帝國刻畫為法蘭克人、巴伐利亞人、阿勒曼尼人、圖靈根人、薩克森人、勃艮第人和阿奎丹人共同組成的聯合體，共同之處只在一個基督教。歐洲的歷史觀由此從“一個羅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

而五胡的史觀卻與蠻族史觀完全不同。不是族群隔離的“瓜分天下”，而是族群融合的“混一天下”59。

在族群認同上，歐洲蠻族史力圖徹底切割本族群與羅馬的關系，尋找自己族群遙遠的始祖神話，證明自己是羅馬世界的“外人”；而中國五胡史書都試圖論證部族起源與華夏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絕大部分五胡君主都想從地緣血緣上自證為炎黃后裔，是華夏的親人60。

在族群治理上，歐洲蠻族通過法律設置人為區隔，決不實行族群混居。而五胡從來提倡多族群混居。兩漢時的游牧族群尚由酋長與漢廷官吏雙重管理，而五胡自己發展出的人口政策，則是更徹底的大遷徙、大融合、大編戶。五胡大規模移民竟達50余次61，動輒百萬，且都是在核心區域62。北魏更徹底，直接喊出了“離散諸部，分土定居”的口號，打破部族酋長制，實行編戶齊民。

在世界觀上，歐洲蠻族史觀堅持“種族”身份決定文明身份；而中國五胡史觀則強調文明身份不由族群而由德行決定。五胡君主們最愛援引孟子那句“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澤中國，都是中國的圣人”63，據此宣稱，“帝業無常，唯德所授”。

在統一問題上，歐洲蠻族史觀認為羅馬世界不應當是統一的，應當由多個種族分而治之。中國五胡史觀則認為中華天下應當是統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個族群當道，都把大一統當成政治終極目標。

在政統建構上，歐洲蠻族史觀并不熱衷繼承西羅馬帝國遺產，更不去與東羅馬爭奪正統。中國五胡史觀則用各種方法將政權置于中華王朝的正統序列之中，年年與南朝爭正統。

經300年不停歇地混居融合，胡漢族群最終形成了新的民族共同體——隋人與唐人。今日北方中國人，其血脈都是胡漢融合，即便是漢人也是商周時諸夏與周邊各族群融合成的大族群。在這樣的大融合中，不是誰同化誰，而是多方的互化。政權旋生旋滅，族群旋起旋落，由于任何族群上臺都堅持混居融合政策，“漢人”數量也就越融越多了。由此又回到一個老問題，漢族血統基因當以哪朝為標準？因為中華民族大規模交融史早在2000年前就開始了。

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會理解為什么五胡君主雖然習俗上皆有祖風，但政治楷模卻是漢人諸帝而不是自己的英雄祖先64。不理解這樣的史觀，就不能理解五胡為什么不肯像法蘭克那樣與羅馬分離，不管是強大還是弱小，非要以“華夷大一統”為理想65。

如果說古日耳曼人習慣于“自由分居”，那么中華各族群則始終存有“天下之志”。倫巴第人面對東羅馬皇帝的譏諷時，不過回嘴說，我們不稀罕當羅馬人。可北魏人面對南朝的譏諷時，卻回罵南朝為“島夷”，稱自己才是中華正統。因為北魏不僅據有中原，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移風易俗之典、禮樂憲章之盛”66。

這不是一句虛話。從東晉末年劉裕篡位開始，出現了南朝大批知識分子“北奔”的現象。北魏后期把洛陽營造為上百平方公里的“大城”，如饑似渴地吸納南朝官制、衣冠禮樂、書畫文學，并加以創新67。經學上貫通南北的大儒明顯多于南朝68。以至于529年，南朝陳慶之打進洛陽后，與北人交游舌戰后嘆息道，南人總以為“長江以北盡是夷狄”，現在才知道“衣冠士族并在中原”。北朝是“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自己是“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以“北人安可不重？”69。不僅要在軍事上取得勝利，還要在文化上融合創新。五胡這樣的氣概，是歐洲古日耳曼人不可想象的。

五胡成功了。北朝與南朝共同塑造了之后的隋唐文化。與漢朝文藝的樸拙簡約相比，隋唐文藝更雄渾博大。北魏北齊和隋唐的石窟造像融合了犍陀羅藝術、笈多藝術與魏晉風度。隋唐的七部樂、九部樂，既有中原曲調(《清商伎》《文康伎》)，也有北朝盛行的異域之樂(《高麗伎》《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琵琶本誕生于西域，亦成為唐人表述心曲之物。北亞風和波斯風并沒有被視為“異質”文化，而是受到了所有中華族群的熱愛70。

五胡是失去了自我，還是贏得了更大的自我？

不理解這樣的“天下之志”，就會把“族群融合”誤解為“族群同化”，就會把“文化融合”誤解為“文化挪用”。如果用歐洲民族主義狹窄范式來思考，就會永遠在族群認同的政治文化里打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