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海外追逃，一般有引渡、遣返、異地追訴、發紅色通緝令、司法協作等五種形式，其處理時間長、手續繁瑣，而且面臨很多限制。相比之下，勸返則更加高效。

　　勸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引渡替代手段，是說服外逃人員自愿回國投案。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受賄4000萬元，案發后潛逃新加坡，追逃組跟到新加坡，在胡星居住的酒店咖啡廳內勸說他，最終他自愿回國接受審判，最終沒有被判處死刑，這主要是因為法庭認定胡星具有自首情節并有悔罪表現。

　　還有一種形式是發紅色通緝令。

　　羊城晚報記者獨家采訪得知，2001年中國銀行江門開平支行巨額資金從賬面消失后，擔任該行的三任行長許超凡、余振東、許國俊，分別化名“許日輝”、“余榮忠”、“許結信”取得通行證，過境香港再逃往美國。案發一周后，公安部向國際刑警組織提供了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對余振東、許超凡、許國俊的逮捕決定書。國際刑警組織迅速發出了紅色通緝令。紅色通緝令被公認為是一種可以進行臨時拘留的國際證書，無論哪個成員國接到“紅色通緝令”，應立即布置本國警力予以查證；如發現被通緝人員的下落，就迅速組織逮捕行動，將其緝拿歸案。

　　紅色通緝令發出后，美國很快根據線索盯上余振東。依據我國提供的證據，美國執法機關最終確認了余振東的真實身份。2002年12月17日，美國內華達州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簽發了對余振東、許超凡、許國俊三人的逮捕令。兩天之后，余振東在洛杉磯被美國當局以涉嫌欺騙手段獲取簽證罪逮捕。經過多次磋商，最終于2004年4月16日順利將余振東遣返回國。

　　中紀委首批特聘研究員、中山大學教授吳志雄說，這幾種形式，一般都是多管齊下，綜合運用，最終目的是讓貪官回來。

　　追贓 協助國可分享非法資產

　　在美國，分享資產比例取決于美國司法機構在合作中的“貢獻”，重大協助分享比例達50%至80%

　　跨國追捕經濟犯罪嫌疑人，不僅要追逃，也要追贓。

　　對于被沒收資產的處置，分享是國際慣例。在美國，分享被沒收資產的比例取決于美國司法機構在執法合作中做出的“貢獻”——重大協助分享比例為50%至80%，較大協助分享比例為40%至50%，提供便利分享比例通常在40%以下。

　　澳大利亞《犯罪收益追繳法》中有“資產分享”的規定，根據該法規，在幫助其他國家成功追繳資產后，澳方有權對被沒收的資產實行分享。

　　中國此前沒有分享機制，現在正在慢慢改變。去年我國和加拿大簽訂了受益追繳和分享的協議。記者從紀檢監察部門了解到，我國在海外追逃中，已經開始按照國際慣例，逐步建立分享機制。

　　目前最頭痛的是，貪官將受賄、貪污、挪用的資產轉移出國后，中方該如何取證認定這是從中國轉移出去的？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局布魯斯·希爾也知道其中的難度，他說：“他們(外逃官員)并不是一夜之間忽然離開中國，離開時身上也沒有大量的現金。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是小心翼翼并且精心策劃的。”

　　新現象 沒簽引渡協議也支持中國追逃

　　目前，我國貪官外逃的主要目的地為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是傳統移民國家，有更多渠道獲得合法身份；金融系統發達，非法所得容易“洗白”；與中國沒有簽署雙邊引渡協議，即使發現了他們行蹤，也常常能“賴”在當地。

　　在國家行政學院竹立家教授看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反腐，縱容腐敗分子會遭到國際社會譴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國際警務執法學院副院長趙宇指出，中國和澳大利亞的雙邊引渡條約尚未生效，和加拿大之間沒有引渡條約，但三個國家都是《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成員，這些公約里面也有引渡條款。

　　目前，我國已與38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約，與189個國家建立了警務合作關系，并向27個國家派駐了警務聯絡官，與美國、加拿大等建立了司法與執法合作機制，初步構建了追逃追贓的國際合作網絡。

　　而這次APEC《北京反腐敗宣言》讓人看到更多好消息。廣東省紀委一位干部告訴羊城晚報記者，這次宣言“干貨”很多，明確要推動引渡協定的簽署。他認為，落實這個宣言后，亞太地區將形成強大的反腐網絡，貪官通過潛逃構建“避罪天堂”將徹底成為妄想。

　　一些國家已經開始配合中國的追逃行動。10月20日，澳大利亞主要媒體發布新聞稱，主管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局亞洲事務部的長官布魯斯·希爾確認，澳大利亞已經同意幫助中國引渡外逃澳大利亞的貪官，這些官員在澳大利亞的非法資產也將被查封。這是中澳史無前例的一次合作。據報道，中澳警方已就一份優先處理名單達成共識。

　　追逃到底

　　夫妻潛逃泰國整容藏匿

　　住洋房開豪車變身富豪

　　在中方的堅持不懈之下，挪用數億元公款的兩夫妻在案發7年后被引渡回國

　　貪官潛逃海外，追逃艱難，可我國紀檢監察部門、司法部門從不放棄！

　　1995年5月底，中國銀行廣東省行在稽查時發現，中山市分行存匯科有惡性透支現象，涉及數額高達幾個億！該科科長馮偉權、副科長池維奇先后被抓。專案組很快發現，兩人與中山實業發展總公司總經理陳滿雄、公司法定代表人陳秋圓(兩人系夫妻，都姓陳，故該案俗稱“二陳案”)勾結，挪用中國銀行資金7.1億元，還有3.9億元未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