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最近，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在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方面，市場在發力，而曾經在以往高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一些地方政府的作為相對滯后。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而且，國際競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為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地方政府必須積極作為。那么，經濟新常態下，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抓手和著力點在哪里？

　　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缺一不可

　　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共同發揮作用，才能構建起經濟持續發展的基本機制。

　　有效的市場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充分競爭的市場才能形成充分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只有這樣的價格體系和市場競爭的壓力才能引導企業按照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來選擇技術和產業，生產出來的產品才會成本最低、最有競爭力，從而創造最大的剩余和資本積累，推動比較優勢從勞動或自然資源相對密集逐漸向資本相對密集提升，為現有產業、技術升級到資本更密集、附加價值更高的新產業、新技術提供物質基礎。

　　在經濟發展中，有為的政府不可或缺。因為經濟發展是一個資源隨著要素積累、比較優勢變化而不斷從現有技術和產業配置到新的技術和產業的結構變遷過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政府需要采用專利制度和其他適當方式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定的激勵，同時還要協調相關企業克服困難，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務，這樣才會有人愿意去冒風險，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活動才能開展。如此，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才能順利進行。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可動員和配置的資源有限，必須對可能的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經濟和社會回報作出甄別評估，以產業政策等手段集中有限資源，協助企業家實現那些回報最高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只有這樣，才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對不同類型產業政府因勢利導發揮作用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看，根據產業發展與國際前沿的差距，我國各地政府可將本地的產業分成五種類型，對不同類型的產業，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也不相同。

　　追趕型產業。以我國的汽車、高端裝備制造、高端材料產業等為代表，各地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在資金融通和外匯獲取上支持合適的企業，到海外并購同類產業中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來源。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本地企業像華為、中興那樣，到海外設立研發中心，直接利用國外的高端人才來推動技術創新。

　　領先型產業。像我國的白色家電、高鐵、造船等，其產品和技術已經處于國際領先或接近國際最高水平的地位。領先型產業只有依靠自主研發新產品、新技術，才能繼續保持國際領先地位。

　　轉移型產業。有兩種類型：一是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如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加工業，這類產業在我國失去比較優勢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面對這種挑戰，一部分企業可以升級到品牌、研發、市場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線”兩端；而多數企業只能像上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以后“亞洲四小龍”的同類企業那樣，利用技術、管理、市場渠道的優勢，轉移到海外工資水平較低的地方去創造“第二春”；二是在我國還有比較優勢但產能有富余的產業，包括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等建材行業，可以像支持勞動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轉移那樣，支持這些產業中的企業以直接投資的方式將產能轉移到同我友好、基建投資需求大的發展中國家。

　　彎道超車型產業。這類新興產業的特征是人力資本需求高、研發周期短，例如信息、通訊產業的軟件、手機等。各地政府可以針對這類企業發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鼓勵風險投資、制定優惠的人才和稅收政策，支持創新型人才創業，利用我國的優勢，推動彎道超車型產業發展。

　　戰略型產業。這類產業通常資本非常密集，研發周期長，投入巨大，我國尚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其發展關系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大飛機、航天、超級計算機產業即屬于這種類型。對戰略型產業的扶持是國家行為，應由中央財政來承擔，各地政府可以鼓勵支持配套產業發展，并改善基礎設施、子女教育、生活環境等條件，爭取戰略型產業落戶當地，以實現戰略型產業發展和當地產業轉型升級的雙贏。

　　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然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

　?。ㄗ髡呦等珖f常委、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