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眾矚目的全國兩會即將召開，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判斷也越來越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如，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增長減速的內外因？增長潛力到底有多大？如何挖掘潛力穩增長？帶著這些有討論、也有爭議的熱點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

　　客觀看待增長減速內外因

　　林毅夫委員認為，要分析中國持續發展的前景，不能只看中國內部，更要放眼世界。因為在2010年時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時取代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因此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整個國際經濟的形勢開始作為切入點來分析。目前總的來看，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然占全世界經濟的半壁江山，這些國家經濟普遍尚未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的下行壓力。

　　林毅夫委員說，對癥才能下藥。首先不可回避的是，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確實存在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但是對近年來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應該說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國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的。“我查了一下世界銀行最近公布的數據，無論是全世界、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都比去年的預測有所下調。”林毅夫委員說，“這是一個世界各國共同的趨勢，只有國際周期性的原因可以解釋。”

　　最新發布的2014年國民經濟統計公報顯示，去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4%。對這個數字，林毅夫委員認為，與以往的高速增長相比，盡管增速略有放緩，但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仍是最高的。而且，我國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發展很快，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比較高，因此我國的經濟表現還是比較好的，亮點也比較多。

　　林毅夫委員提出，我們應客觀看待增長減速內外因，一方面要繼續深化改革，另一方面還要對這種外部性的周期性下滑采取穩增長的措施。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新常態下保持一個中高速增長對我國來講既有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否則不但減緩跟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縮小，甚至影響到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標的實現，而且在就業、金融、財政等方面也會出現問題。

　　新常態下實現“雙中高”是有條件、有可能的

　　林毅夫委員認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模式變化、新型投資機會涌現、低成本比較優勢轉化等9個方面闡述了新常態的特征，同時對新常態下消費、投資和出口這“三駕馬車”給出了新的任務。

　　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實現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雙中高”目標是完全有條件的、完全有可能的。

　　林毅夫委員分析說，雖然面對當前的國際環境，對我們來講有相當大的挑戰，外需那一部分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內需還有很大潛力可挖。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兩部分。目前我們還有很多有效投資機會。他說，經濟增長真正的動力機制，實際上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有賴于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以降低生產成本，以及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以降低交易費用，這些都需要靠投資。而投資必須是能夠提高效益和質量的有效投資。

　　林毅夫委員認為，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欠賬還很多。雖然城際間的高鐵、公路、機場建設較多，但城內軌道交通、地鐵和道路建設嚴重不足，地下管網明顯老化，許多城市被堵車和城市內澇困擾。上述領域的投資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而且，我國環境壓力大，節能減排和治理污染都需大量投資。此外，我國仍處于城鎮化進程中，也亟須加大基礎設施和市政建設投資。有效投資的機會眾多，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最大差異。在林毅夫委員看來，我國資金也十分充足。政府債務規模整體可控，我國儲蓄率很高，可利用政府財政資金來撬動民間資金，擴大投資。此外，我國還有相當規模的外匯儲備，進口所需的外匯儲備充足。這些則是我國和一般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差異。

　　林毅夫委員還認為，我們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有不少優勢。發展中國家是在國際技術產業前沿進行創新和產業升級，有很多可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前進道路風險小，成本低，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夠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帶來的后發優勢，就可以取得技術快速的創新，快速的產業升級。因此，只要我們把這些有利優勢都用好，就能使經濟增長潛力得到比較好的發揮。(經濟日報記者 趙登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