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場、機組、急救等環節銜接不暢，直接削弱了院前急救的效率。在醫療資源相對豐富、制度建設也相對成熟的北京尚且如此，人們不得不擔心：若換成各種條件不如北京的中小城市，這一事件又會有怎樣的結局？最明智的辦法，是各地認真檢討并健全急救網絡。

“急救門”事件持續發酵——11月9日，張先生從遼寧沈陽搭乘南航班機飛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途中突發急病。從落地艙門遲遲未開，到經歷就醫周折，輾轉于首都機場醫院、北京市紅十字會緊急救援中心，最終被送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手術，張先生經歷了煎熬的15個小時。而整個事件在持續發酵，旅客旅途突發疾病，救治如何順暢無阻，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12月3日有媒體在討論：如何讓公共急救不為“生計”而“算計”。

在現實中，乘客在旅途中突發急癥的情況并不鮮見。隨著出游人數的快速增長，預計這種情況發生的頻率會更高。如何讓患者盡快得到有效治療，考驗著各地急救體系的運行。

先說“誰來抬”。對于客運從業者來說，這本不是多大的難題，其“工具箱”里都有應對乘客人身意外的方案，關鍵是明確責任，確保看上去周密的急救環節，真正成為危急時刻乘客生命的保護傘。有一點值得注意，旅客自購買飛機、火車和客運車票之時起，就與承運單位構成合同關系，承運人負有將旅客安全送達目的地的義務。這次“急救門”事件雖然飛機已落地，但合同義務尚未終止，空乘人員的安全送達義務尚未結束，因此才有南航方面事后的道歉。

再說“去哪治”。這次事件急救效率大打折扣，就涉及“去哪治”環節——救護車無法進入機場，能進入機場的專用救護車又無法進入市內，想要去的醫院掛不上號……機場、機組、急救等環節銜接不暢，直接削弱了院前急救的效率。在醫療資源相對豐富、制度建設也相對成熟的北京尚且如此，人們不得不擔心：若換成各種條件不如北京的中小城市，這一事件又會有怎樣的結局？最明智的辦法，是各地認真檢討并健全急救網絡。

在我國，一些城市雖然建立了覆蓋整個區域的急救網絡，但更多地區，尤其是區縣農村地區社會急救醫療力量覆蓋不夠。部分急救點因人員、經費等原因夜間未能開設，影響急救成功率。資源配置也不到位，基礎設施滯后，長期投入不足。不少地方配備的救護車不達標，急救隊伍也不穩定。

再加上急救車頻頻遇堵、虛假呼救浪費急救資源、非法救護車缺乏監管、體系建設跟不上城市發展……這些問題發展到最后都會在社會運行中印證 “墨菲定律”，最終發生我們最不愿看到的悲劇事件。作為衡量城市發展水平的標志之一，應急醫學救援是公共安全和公共衛生服務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急救服務如果不能有效提供，往往會演變成公共事件。

能讓急救一路綠燈，靠的不是一個部門的單打獨斗，更依賴各個部門通力協作，保障整個體系的順暢高效運行。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在應急救援法規、管理機構、指揮系統、應急隊伍和資源保障等方面，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管理體系。例如在我國香港地區，救護人員有專門的職業發展通道，對于其素質和技能的要求也是和醫生不同的。由專業人士做專業的事，有專門的法律支撐，才能更好地保證公眾的生命安全。

建設高水平的急救體系，最大程度減少突發事件造成的生命和健康危害，是社會公共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各地政府理應成為第一責任人，統籌規劃社會急救體系建設，建立社會急救長效投入機制，使社會急救與城市經濟發展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