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操辦酒席，多為傳統習俗，雖然也有一些陋習的成分，但只要沒有強迫等違法行為，公權力就不能直接干預。試問：民眾辦酒席違反了哪一條法律規定呢？

貴州畢節織金縣整治群眾“濫辦酒席”再現沖突。繼該縣板橋鄉發生整治小組50余名干部與村民沖突后，1月31日，貓場鎮又發生一村支書因制止村民辦搬家酒起沖突被打事件。此前不久，貴州遵義市鳳岡縣也對民眾辦酒席進行整治，明文禁止復婚和雙方均屬再婚者操辦酒席，招致公共輿論一片質疑。

連續曝出的官民沖突不禁令人納悶：一些基層政府為何如此熱衷于整治民間辦酒席？這種整治行為果真如官方所說的那般順應民意嗎？臨近過年，農村置辦酒席日漸增多，也不乏一些借酒生財的“陋習”作祟。但是，即便如官方所言“有些村民一年掙的，還不夠隨禮的錢”，即便“復婚不準操辦酒席”之類的規定是“傾聽民聲、順應民意”，也不意味著政府部門就具有整治民間辦酒席的權力，更不意味著這種公權力行為就具備合法性、正當性。

首先需要明確，現代法治社會，評判公權力的惟一標準應當是法律準繩。所謂“法無明確授權不可為”，公權力作出對相對人不利影響的行為時，必須弄清楚這是否屬于法定的權限范圍，有無相應的管制權力。民間操辦酒席，多為傳統習俗，雖然也有一些陋習的成分，但只要沒有強迫等違法行為，公權力就不能直接干預。試問：民眾辦酒席違反了哪一條法律規定呢？政府部門有何權力予以取締和禁止？何況對于“濫辦酒席”，又該如何界定？執法的標準由誰說了算？

其實，民間辦酒席即使有一些不良現象，也屬于社會自治的范疇，且背后關聯到禮尚往來的民間習俗與傳統，公權力犯不上上綱上線，完全可以通過自治途徑解決。退一萬步說，即便政府部門本著淳化民風的目的，想改變“濫辦酒席”等陋習，大可通過宣傳教育或行政指導的方式實現，而不是不顧公權戒律越界強制干預。當村民的請帖已送出、酒桌已擺好、菜已備妥，你貿然前往制止取締，不引起沖突才怪呢。

可見，公權力的“好心”并不見得能辦成“好事”。整治民間辦酒席看似事小，實則關系到公權力的邊界及其行為的合法性評判。就性質而言，取締或禁止“濫辦酒席”，實則是對原本自由行為的限制與規制，因而必須納入合法性框架下仔細考量。倘若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授權，不論初衷如何正當，甚至行為如何“順應民意”，都可能是徹頭徹尾的違法行政。而一旦公權越過本應嚴格恪守的法律界限，出現官民沖突甚至大打出手也就在邏輯之中。公權越界不僅達不到整治目的，反倒將自己陷入合法性質疑的尷尬境地，甚至引發沖突，帶來官民關系裂痕，這些后果或許是一些拍腦袋決策者所始料未及的。　　　　　□兵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