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豫東韓朱崗村媒人鄧孟興說，一個女孩過年期間一天見十幾個男孩并不新鮮。媒體報道指出，20多年來，市場經濟發育，城市化進程推進，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所有的這些因素交織影響著中國的性別失衡問題。作為一個曾高度城鄉二元化的國家，其“婚姻擠壓”更多地擠向了邊遠、貧困地區，數千萬“剩男”的婚戀難題正引發更嚴峻的社會問題。學者警告說：“更嚴重的危機還沒真正到來。”

在春節期間甚囂于媒體之上的返鄉記錄中，中國性別失衡引發的農村剩男問題，無疑是最難解的問題之一。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我國2015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3.51。而在過去，這個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懸殊的出生性別比例之一。據人口學者推算，這30年間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約3600萬。

“婚姻擠壓”并不是公平地分散于社會各階層之中，它只在更邊遠、更貧困的地區愈演愈烈。面對“婚姻擠壓”的現狀，我們或許可以去反思導致這樣一種現狀的歷史原因，譬如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市場化、城市化和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的復合影響等。但是對于那已經出現的、多達數千萬、面容模糊而又十分精壯的農村單身人口而言，反思已無意義，他們已是回避不了的現實。

“婚姻擠壓”是得到了正視的危機嗎？既便到了今天，“婚姻擠壓”的顯性效果已現，學者們憂心忡忡，可是誰也不知道它還將帶來怎樣的破壞性。并不是說長期單身者必然造成犯罪與暴力，但作為一個事實，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莉娜·埃德倫德開展的一項研究曾指出，在1988-2004年，中國的性別比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暴力犯罪和盜竊罪的比率會上升6到7個百分點。而與此同時，也沒有人真正知道當婚姻得不到保證之時，我們將如何應對。

性別失衡以及農村剩男盡管成為了一個多年來一直被輿論關注、為學界所焦慮的現實，但在政府治理以及社會參與層面，卻又一直是作為一個未曾真正得到應對并重視的一個問題。

在公共政策以及政府決策方面，對于這一問題的呼應與行動，也是比較少的。與此同時，盡管“重男輕女”這種純屬民間的生育觀念同樣對性別失衡“功不可沒”，但政府在消減這種觀念或引導正確的人口觀方面，效果并不明顯。比如傳統“養兒防老”思維，正是因為人們無法從政府那里得到保障與信心，所以這種思維方式才會繼續大行其道。除此之外，當然也包括一直沒打破的城鄉二元以及農村脫貧的問題等。

性別失衡是不是隱藏于中國改革歷史中的另一條線索？我們不可能只是單純地享受改革的紅利，而時間也并不會自動地解決一切，所有交給未來的難題終究會讓全社會承擔其后果。面對數千萬遭受“婚姻擠壓”的農村剩男危機，我們真的準備在應對了嗎？

□楊耕身（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