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某企業在東京鬧市投放戶外廣告，稱武漢為世界櫻花之鄉，并邀街頭過客到武大賞櫻。武漢大學校史研究專家吳驍對此撰文痛批：商賈不知亡國恨！他說：在武大校園各處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觀賞價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櫻花，實際上都是1939年由侵華日軍所種下的那第一批“日本櫻花”的后代。（3月21日光明網）

在這篇討伐檄文中，吳驍先生的重點，顯然不是在于批評“廣告本身的低級錯誤與嚴重失實”，而是在于那片櫻花林中彌漫的“商賈不知亡國恨”。根據吳先生的邏輯，武大櫻花最早是由罪惡滔天的侵華日軍所引進，沾滿了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的鮮血，其所承載著的乃是一段不可磨滅的屈辱的國恥記憶，實在不宜毫無顧忌地輕易拿出來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揚。

歷史當然是需要去銘記的，更何況是那樣的一段國難史，而由櫻花及至國恥，似乎也能找到“歷史物化”的邏輯。只是，當我們在櫻花與國恥之間勾連起歷史的意味時，我們是否需要這樣的情緒渲染呢？或者，進一步來說，在厚重的歷史面前，一片櫻花林能否承載起亡國恨的抒情呢？

因為是侵華日軍種下的，所以櫻花林就沾滿了鮮血？所以就承載著國恥記憶？這是否是一種似曾相識的簡答粗暴呢——那些年的“反日游行”，變成了對日本產品的集體說不，甚至是打砸燒搶，個中的荒唐與野蠻，已無需贅言。

當我們不斷強調對歷史的銘記時，顯然不是構建簡單粗暴的情緒沸騰，歷史的意義在于理解，在時間中完成對自己和他人的理解。而理解的抵達，是需要情感上的付出，這里的情感，不是毫無理性的濫情，更不是罔顧事實的煽情，而是基于對人靈性的尊重。當然，必須厘清的是，這里的理解，與我們生活中通常所說的不同，生活中的理解，往往所要抵達的是情感上的諒解，正如學者宋石男所言，在歷史中，理解與原諒沒有必然聯系。

回到這事來說，我們雖然無從知道當年的侵華日軍在武漢大學種下這篇櫻花林，到底是因為什么樣的初衷，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對此做一番基于人性的理解，而這同樣不妨礙我們對他們侵華事實的不可原諒。換句話說，當年的侵華日軍種下這片櫻花林時，可能并不是要用其沾滿中國人的鮮血，也不是以此在侵華史中添上一筆屬于中國人的“國恥”。

據說在歷史因果關系的尋求中，常常有這樣的一個謬誤——從今日出發，去倒推歷史的邏輯。而這里的今日出發，在大多數時候，只是個人的歷史理解，或者說，只是在按照自己所認為的想象，去“倒推歷史”，任由情緒去綁架歷史真相，這恐怕不是對歷史應有的態度。

當然，并不是就此要去抹掉武大櫻花林的歷史性存在，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片櫻花林時，并且表達出現實的自豪與昂揚時，真正需要恪守的歷史態度，應該是尊重歷史的原貌，還原當年這里所發生的一切，讓所有的來者，在時空中完成對那段歷史的“理解”。依然要再次強調，這里的理解與我們生活所說的理解，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歷史的意義，最終落腳于對自己和他人的理解。對櫻花林，無論是憤懣不堪，還是激奮昂揚，都是對自己、對他人的判斷，恐怕難以承載起亡國恨的集體抒情。（高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