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和魔鬼，是醫務工作者在媒體報道中截然不同的兩種面目。

在傳統主流敘事中，醫務工作者被打造成救人于生死一線的英雄，似乎這個群體中人人都是妙手回春的“神醫華佗”。克服種種困難拯救病人的生命，直到今天依然是正面醫療報道的標準模式。中小學課本中對醫務工作者的歌頌，新聞報道中對最新醫療技術的渲染，均為這種模式的反映。哪怕在上世紀70年代的小學語文課本里，我們都能讀到題為《赤腳醫生就是好》的打油詩。

然而，近年來對醫務工作者的“污名化”，恰恰與人們對醫學能力的美好向往和現實中復雜的醫療環境的落差有關。沒有一個理性誠實的醫生自詡神醫，膽敢這么自夸的多半是騙子。無論是醫生主觀原因造成的醫療事故，還是患者的病情在客觀上超越了醫療技術的邊界，都會給神醫式的報道模式以沉重打擊。在神壇上被供奉得越高，跌下來的時候摔得越慘，醫務工作者的遭遇再次驗證了這種規律。

正因如此，不少醫務工作者極度反感上述神醫式的報道。然而，醫療報道作為新聞報道中重要的門類，其一大目的就是介紹人類醫學技術的進步。準確描述醫療技術的能與不能，考驗著媒體從業者的專業素養和職業倫理。上述矛盾所指向的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媒體是否成功地幫助公眾培養良好的醫學素養。

醫學技術跟人的健康息息相關，但人的健康不能只依賴醫學。具體到個體，健康與環境、遺傳、生活習慣、年齡等多重要素相關，而醫療行為僅僅是對健康出現問題后的彌補。可是，現有媒體報道過多地強調進醫院接受治療與健康之間的聯系，幾乎把恢復患者健康的責任完全歸于醫生。這種對醫療行業的責任擴大化，不僅成為媒體報道的范式，一些醫生似乎也接受甚至奉之為圭臬，而患者巴不得將醫院和醫生視為救命稻草。

媒體的義務是公正報道，而不是某種上帝視角的正義。而且，基于公正報道的監督尺度，應當符合被監督群體的社會職能范圍。比如，在公共事務中，媒體可以反復追問公權力機關，因為后者對公共事務負有相當程度的責任，而且責任的范圍有法律法規和社會共識所明確。醫療報道同樣如此，醫院和醫生所承擔的責任不是無限的。明確醫療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范圍，需要媒體、醫療行業、監管部門達成共識。

要達成醫療業與媒體業的互相理解，提高醫療工作者的媒介素養也是重要的方面。這既體現在醫務工作者合理利用媒體資源、表達自身立場和訴求的能力，也體現在醫務工作者理性解讀媒體報道的能力。

在國內許多醫患糾紛事件發生后，醫院方面沒有正確的輿情應對機制，甚至向公眾展示了一種傲慢，從而激化了矛盾。除了個別的大型綜合性醫院，多數醫院缺乏健全的公共關系部門，遑論與媒體建立常態聯系。很多醫院把公共關系片面地理解為宣傳自己的醫療成果，卻沒有成熟的危機應對能力。各級醫院都有必要建設符合自身需要的公共關系部門。

在日常工作中，醫生和記者不妨當好朋友。此前，某些醫療機構邀請記者體驗一天醫生工作的活動就是一種好嘗試。醫務工作者也要理解，媒體有追逐非尋常和趣味的本性，應容忍報道中刻意突出某些特點。實際上，媒體不會天然地與某個群體為敵，新聞報道會讓善于利用話語權的一方擁有更多解釋和澄清的機會。如果面對記者而不發聲，就是把自己推向了傳播的對立面。

從某種角度看，新聞業與醫療業有著共同之處——新聞業的一大任務是尋找并揭露社會運行中的失范之處，而醫療業的主要任務是發現和解決身體的“失范”。作為關乎社會和諧和人民幸福的兩大行業，公眾對醫療業、新聞業都寄托了美好的期望。雙方只有消除偏見與對立，加深彼此理解與互信，才能完成好自己所承擔的使命。在醫患關系緊張成為社會問題的當下，這種合作更是無法回避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