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禮讓行人的機動車主姜賀松被上海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白少康點贊。出生在香港的姜賀松，從2000年開始就在上海生活、工作。“被點名表揚很意外，”姜賀松表示，自己在加拿大學車，在培訓駕駛證時就教駕駛員要關注“行人為主”的理念，他自然而然養成了禮讓行人的習慣。（5月12日《新聞晨報》）

伴隨著消費結構從生活必需品時代向耐用消費品時代轉變，汽車逐漸從精英消費向大眾消費過渡。中國已經成為“汽車大國”，然而與之相匹配的“汽車文明”尚未建立起來。不論是闖紅燈、飆車，還是車窗拋物，抑或“路怒族”，汽車文明的缺失，讓人們的出行之旅缺乏足夠的品質；以至于“禮讓行人”這樣的“應該的”行為，被提升為需要褒獎的行為。

筆者有一位朋友定居在德國慕尼黑，她曾經跟我講述過德國的“禮讓行人”。當行人正在或者即將穿越斑馬線的時候，機動車要停駛或低速行駛，等待行人過去；機動車要拐彎時，如果行人和車輛都是綠燈，要讓行人先過。司機和行人作為交通參與者，要破解利益沖突，“弱勢補償”雖然不見得是最好的策略，卻一定是“最不壞”的選擇。

從社會學的角度上講，公共秩序大體可以分為法律秩序、市場秩序、社區秩序三種類型。不同的公共秩序，有著不同的價值追求和利益考量。交通出行既是一種法律秩序，也是一種社區秩序，其良性運行，離不開行人和司機的共同參與。如果雙方針鋒相對，不可避免會導致“兩敗俱傷”；如果雙方都遵循基本的公共規則和文明共識，才會實現互利共贏。

機動車“不禮讓行人”的后果，就是行人無規則地橫穿馬路；甚至采取一種“抱團壯膽”的方式逼迫司機停駛或低速行駛。司機和行人互相對抗，不僅損傷了交通效率，也增添了出行的安全風險。 “禮讓行人”表面上增添了司機的出行成本，實際上卻讓司機的出行更加安全、更有效率。

在路權分配上，給予行人更多的“弱勢補償”，有助于讓公共生活更有品質。可是，在講究效率、追求精準的現代社會，對速度的極致追求，讓“不耐煩”成為當代人的共同秉性。交通擁堵、出行不夠順暢的堅硬現實，讓一些手機患上了“速度煩躁癥”；為了爭分奪秒，“禮讓行人”的價值理性讓位于“快人一步”的工具理性。

對于司機來說，“禮讓行人”到底有多難？許多時候，我們缺乏的不是行為能力，而是缺乏向好向善的動力和意愿。“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國；你怎么樣，中國便怎么樣”，只有多一些“禮讓行人”的價值堅守，實現行人和司機的良性互動，出行之旅才會更加順暢、更加舒心。（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