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不盲從東部沿海經驗，創新加工貿易模式，讓產業轉移升級不再是無根之“浮萍”，從而成為重慶GDP增長的主力軍。改革開放以來，加工貿易是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增長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我國傳統加工貿易產業多數產業鏈較短，或者兩頭在外，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在沿海加工，加工完了銷售在外，利潤薄、競爭力差，近年來東莞等東部沿海地區因為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歐美市場疲軟等，不少工廠轉移到東盟國家或倒閉。

最近幾年，重慶創新發展了大規模的加工貿易。一是延伸產業鏈，把加工貿易的“微笑曲線”大部分留在重慶。重慶現在生產的每臺電腦，它的產值的70%都在重慶。二是形成產業聚集，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集群。重慶因此形成了世界級的電子產業基地。

此外，社會制度尤其是產權交易創新，如地票制度、城鄉統籌推進等，為重慶GDP增速帶來新動能。著名經濟學家諾思認為，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術。美國著名社會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也認為，最重要的創新來自社會方面，而非技術層面。

重慶成效顯著的制度或社會創新至少有三個故事：“渝新歐鐵路”的故事——重慶協調國家相關部委，將幾十年前就有的中國內陸到新疆的鐵路，運作成為歐亞之間的運輸大通道，直接降低了企業運輸成本，有效解決了重慶的交通短板；“地票制度”的故事——重慶市政府成立土地交易所，通過市場的機制，將農村建設用地進行產權交易，有效解決了城市化、工業化用地指標，也增加了農民財產性收入。最近重慶產權交易創新又拓展到新的領域，如新能源車，用光伏電池，或者風力發電等；“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的故事——重慶將農民工轉化為城市居民，實現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五個一體化，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城市消費。

需要指出的是，GDP增速第一只是一個單項“冠軍”而已，且遠不如增量、總量、人均GDP等指標“含金量”高，因而重慶經濟發展仍任重而道遠，“同志還需努力”，切莫沾沾自喜。

盤和林（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